中国教会的自身建设及其面临的挑战

　　基本思路：教会的“自身建设”需以教会的“自身认识”为先导，没有对“教会自身”的真实认识，教会的“自身建设”无从谈起。五十年前，梵二公会议一系列有关教会的论述，特别是由教宗保禄六世颁布于1964年11月21日的《教会宪章》，更是教会在一个崭新时代在“自身认识”上达到的一种新高度。因此，谈论教会的自身建设问题，梵二公会议有关教会的重要论述无法绕过，有关教会自身建设的思路和问题应不断回到这些教会论述上，这是其一，还有其二，那就是如何把握“时代的征兆”。我们谈论“中国教会”，一个存在和生活于中国具体社会文化和时代中的天主教会，仅从教会的使命而言，她便应欢喜地接受而不是刻意地回避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因此，谈论中国教会的自身建设，在依据“梵二”有关教会论述的同时，必须以一种开放性和建设性的心态深入到教会所处社会的命运中。

　　教会的自身建设既在教会的自身传统内进行，也在异于自身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生活中进行。就此而言，教会自身建设面临的挑战可能来自前者，如固步自封、自我主义或教条主义等等，如果梵二公会议有什么“更新”的话，那正是针对这些源自教会内部的挑战而言的；当然，也有来自后者的挑战，如生活世界的世俗化、科学主义的价值观、个人主义、信仰冷漠等等。有建设的地方不可避免地有挑战，这两者是同时的事情，因此，如果我们分别地谈论教会的自身建设及其面临的挑战，那并不等于说，这两者是先后分开的。
　　我们不打算单独地介绍和分析中国天主教在今天的基本情形和现状，有关这些我们可看到许多文献资料，也不打算分析她所处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形势，因为我们并非这方面的专家。对于“中国教会的自身建设”这个话题，这些方面的知识当然必不可少。我们的基本思路是：从教会的某些重要属性出发，同时关注中国教会在今天的现状和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努力深入到各种重要因素汇聚的场所，从中寻找出路并提出一些印象性和一般性的建议。

一．奥迹的教会
1．基本论述
　　梵二公会议的《教会宪章》开篇第一章便“论教会为奥迹（Mysteria）”。我们在此不必展开“奥迹”的种种意义，只需明白，凡属奥迹者，必与至圣者天主的生活，即天主圣三存在某种实质性的、有效果的、却又不可见的关系。《教会宪章》第一章中第2、3、4节即论述了教会的存在之于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的关系，教会的生活本身因此涉及天主圣三的生命，深入到天主的奥秘中。教会的存在本身若不以天主圣三的生命为目标，教会的生活若不以天主圣三的生活为自己生活的原型，那么她就不再具有任何奥秘，不再作为奥迹。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自作牺牲，并由天主的能力从死者中复活，以之救赎了世界。耶稣升天后，给世人留下教会，以之作自己的奥体。通过圣事，救赎的恩宠分施给信仰者（参《教会宪章》，7）。教会葆有圣事，圣事在教会内举行，教会因此成了天人互通与和解的场所和标志。教会生活的真正生命力及高峰表现在圣体圣事内，因此教会在耶稣基督内并因着耶稣基督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拥有救赎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教会生活在圣事内并为圣事而在，这是天主教区别于改革后的基督新教的一个重要传统。在这上面，教会作为奥迹获得了一种具体的意义。
　　《教会宪章》第一章第1节令人耳目一新地提到，教会在基督内，“好像一件圣事”（veluti sacramentum），这种说法意味着，一方面教会“与天主亲密结合”，一方面教会是“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这样我们就清楚，在基督内教会不但是分施救恩给信仰者的场所和主持者，也是天主与世人合一的“圣事”。教会的存在本身不但通过圣事触动信仰者，也作用于全体人类。如此，教会就成了整个宇宙的“圣事”，成了整个人类得救的秘密。如此的教会当然不应也不能自限于信友团体内，而要向所有“边缘”开放自身，因此拒绝成为一个固步自封、自我陶醉的“利益集团”（教宗方济各）。除了全人类的利益，教人没有什么自身的利益可言。
2．自身建设
　　奥迹/圣事的教会在基督内拥有的不是任何尘世意义上的某种魔力或巫术，而是耶稣基督的救世工程和效果在信德中的真实又不可见的呈现。教会的圣事建立在耶稣的死并复活以及他的圣言上，因此与那些看似表面相似，但实质相异的各种旧教/异教礼仪不同。拥有圣事及作为奥迹的教会在信德内承认并经验到耶稣基督一直活着，一直生活在教会当中和世界内。
　　中国教友历来对圣事礼仪十分重视和热情，如果不能说那是他们信仰生活的唯一重心，也可以说是他们最重要的重心之一。在中国教友，特别是在某些传统的老教友心目中，他们深信圣事礼仪是分施恩宠，个人获救的重要甚至唯一的途径，因此他们把参与圣事礼仪看作是自己善尽教友身份的不可或缺的功课。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因为只有这样，教会才可藉着他们的信德维持自身作为一个奥迹/圣事的教会，但事情往往会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教友的这种“尽本分”的心态，它可能导致他们把圣事视为恩宠分施的某种机械性过程，似乎只要他们按时出席教会的圣事礼仪，个人得救便无虞了，这种观念的可能结果是，这些教友缺乏一种心灵/灵修的主动准备和自我更新的精神，缺乏一种伦理意义上的动力，这些教友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教堂内的教友”或“念经的教友”。天主教的传统的确重视圣事，但并非“惟有圣事”。教会的传统认为，与圣事一道给与的救恩必定触及接受者的心灵，需要个体心灵的相应准备和更新，从而促使参与圣事者获得一种新的伦理动力。宗徒保禄告诉我们，在基督的恩赐内成为“新人”的人必定也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一个能给别人带来善的人。
　　因此教会必须讲明，圣事并不限于和止于教堂内，教友必须把在圣事礼仪中已归向天主的心，已悔改的心带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带向社会事务上，并在教堂外践行一种属于基督福音特有的伦理生活。一个人若真正在教会内受到了圣事的圣化，那他自身必也可为他的周围和社会带去圣化的因素和力量。反过来说，在社会中力行福音的伦理要求，不但不取消到教堂内参与圣事的要求，相反却加强了这种要求，因为正是教会的圣事礼仪给这种道德力行提供能量和源泉。
　　除以上这个偏差外，“教堂内的教友”可能还有另一个偏差，那就是形式主义：参与圣事礼仪的只是人的身体，他的心却不在那里。圣事礼仪的完成和功效确实以它的形式质料为转移，但具体参与者的受益却与他的内心状态有关。在这方面，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传统文化或许能为天主教的礼仪神学提供有用的启发，按照这种文化，礼的根本在于敬，没有敬的礼属于虚礼，有敬的礼才能益人和立人。
　　梵二的礼仪改革使中国教会自九十年代后开始以本地语言举行圣事礼仪。礼仪本地化的原初用意无非是打开和激发参与者的宗教情怀，使他们更好地与天主交流。但熟悉也会带来平淡感，平淡感则可能使礼仪失掉其应有的庄重。近些年来，中国教会无论是南方或北地，都引入了教堂的仪仗队和乐队，还有各种新教堂音乐的创作，这些创新都在凝聚人气上发挥了作用。但必须注意到，不同的音乐形式打动的是人的不同情绪和情感，因此在教堂内运用不同于传统的音乐形式时必须小心，因为圣事礼仪特别需要一个人回归到自己的内心里，需要某种深层的肃穆和凝神，而不是躁动。教堂是天主特别临在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天主特别临在的地方，应该站立着一个心灵之人，一个回到自己心灵深处的人。在这方面，教会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分辨，它呼唤一种能结合中国人传统心理和文化的礼仪神学。
　　“梵二”有关平信徒司祭职的论述，为平信徒在教会内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神学视野。藉着洗礼，平信徒也拥有普通的司祭职务，也肩负有圣化世界的使命。在教会中，平信徒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人，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实际事务，他们也应邀参与基督救世的工程。可惜的是，“梵二”的这一相对新颖的论述，在中国教会内还未见有什么实质性的落实，没有带来什么重要的变化，依然停留在观念上，平信徒与神职人员之间的已有联系并没有什么更新。若联系到今天中国教会面临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圣召危机的问题，那么，有关平信徒在教会中的作用问题，源自他们司祭职所可能带来的新观念，就是一篇大的文章，是大可做一番的。
3．主要挑战
　　作为奥迹的教会，以圣体圣事作为她生活的高峰，主持圣事的则是包括主教和神父在内的神职人员。因此，神职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与作为圣事/奥迹的教会紧密相关，正是在这点上，眼下已渐露困境和危机的圣召须引起教会各方面最大的关注，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到一个不可逆转的关头，就要花大力气研究它，改善它，而不是静待外部环境的变化，寄希望于外部的偶然因素。此外，神职人员本身的素质也会直接影响到圣事礼仪的效果，神职人员不但应知道如何主持圣事，也应对圣事礼仪拥有一种神学的视野。神职人员若不能立于“礼”，普通教友又何能呢？
　　当今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盛行，这些思潮流入教会内，对年轻一代影响甚大。它们对教会信仰的危害首先表现在，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教会拥有超自然的力量，难以相信教会是一个拥有超自然恩宠的机构，难以继续把教会看作是一种具有奥迹的现实。这些人即使不对圣事起反感，也往往缺乏兴趣，他们或许到教堂里参与圣事礼仪，但只为装样子给别人看。要消除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对教会的冲击，关键当然在于教友信仰素质的提高，但与此同时，鉴于科学主义是一种知识体系，教友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涵养也十分重要，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知识层面上，科学主义的神话结构才被看清。
　　与以上这点相反，教友中还有这样的一种极端，他们在教会内追求神奇的魔力，热衷于到处讲奇迹。由于他们的眼光转向别处，到四周寻找奇迹的现象，到头来没有发觉和体会到，其实平常的生命本身就是最大的奇迹，最神奇的力量是爱的力量，最奥秘的东西是他的信仰。奥秘是什么？奥秘是天主的临在，而天主的临在并非要摧毁我们熟悉的世界，而是使它走向成熟和成全。以信仰的眼光看，“新天新地”已然进入我们这个熟悉的世界内。天主教的传统历来重视理性，信仰的建设与理性的建设并行不悖，互相提升，奥迹的教会不可解读为追求奇异或奇迹的教会。天主的临在呼唤信仰的耐心，要求理性和伦理的力量。

二．福传的教会
1．基本论述
　　福传不是教会承担的一项任务，而是教会的一种本质性使命（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因为教会是一种“拯救普世的圣事”（《教会传教工作法令》，1），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停止福传的教会，就像一个停止牧灵的教会那样，迷失了她的本质，不再是真实的教会了。教会在基督内拥有救恩，教会必须将天主的救恩传告和分施给每一个人，不分肤色、种族、地域和文化。天主是爱，这种圣爱向外传播造就了宇宙世界，教会的福传同样体现的也正是天主的这种圣爱。
　　基督徒是一些领爱了天主特别宠爱，分享着基督司祭、先知、君王职的人（参《教友传教法令》，2），他们因自身的生活特征，身为公民和天主的子民（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1）应该以自身的言行将天主的圣爱和真理呈现给世人，作世界的光和盐（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1），对世界起到圣化作用。
2．自身建设
　　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属于某种政教合一的类型，政治要求与宗教要求趋于一致，因此福传在那时是一件十分次要的事情。教会走向亚非拉后，福传再次成了教会生活的中心，梵二公会议进一步认识到，福传并非教会在某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的特定使命，可有可无，而是教会之为教会，是教会拥有活力的本质规定。中国教会须认识到，福传是真理与爱的要求和体现，福传的“本分”一点也不比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内参与圣事礼仪的“本分”来得轻。重新认识福传的重要性，更全面地认识福传与基督徒身份的关系，无疑是提高中国教会福传热情的一种思想准备，没有这个观念上的改变，福传的热情难有实质性的改变。
　　梵二公会议涉及平信徒福传工作的不但有《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亦有《教友传教法令》。由于传统的原因和中国人的文化气氛，中国教会的平信徒趋于被动，一切唯神职人员是瞻。近些年情况有所改观，但与基督新教对比，情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基督新教平信徒的主动精神与他们在教会内的地位有关，天主教的圣统制度虽不能使教会走向平信徒化，但并不影响重新审视平信徒在教会中的作用，依据梵二公会议的精神而更大地提升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在中国教会内成为一股新的并占主流的福传力量。
　　中国教会的福传可与教会的本地化努力联系起来。教会本地化本来是一种传教学的要求和策略。梵二公会议明确指出，福传应让基督信仰及教会生活对所处的社会不再是外国的（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1），应努力发现基督生活与每一种文化的天赋特性相符的地方（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2），发现本国文化与宗教，特别是与基督宗教的关系（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11，16）。为此，面对中国这个具有悠久文化和制度传统的国度，中国教会的福传必须保持充分的耐心，以对话和尊重的态度来面对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和风俗，不急于盲目地求同，不忙于无理地裁异。真正的本地化神学必须是一种成全双方的过程，既增进双方的自我理解，也增进双方的宽容。建立一种本地化的传教学，既是中国教会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呼求。由此可见，福传不单是一项发展教会人数的事情，也是一项伟大的文化事业。这项工作，可从结合中国社会文化的心理特征，编写一本为中国教会使用的要理讲授书着手
　　此外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那就是，教会的福传同时应联系着社会正义秩序的建设（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12，19），关涉到移风易俗和端正人心（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9）。福传不但要关注和更新人灵，也要关注和更新社会环境，福传者应热心社会的正义事业，关心人们的疾苦和不幸，有时候后者比劝人进教更具优先性和急切性。福传者为此应将传福音与建设美好家园和文明国家结合起来，责无旁贷。作为整体的中国教会更应站在美好事业一边，给国人树立良好形象，让人们认识她是一个充满正义、大公无私的团体。由此必须注意，教会不应诱使和强制人入教（参《教会传统工作法令》，13）。与此同时，福传不应卷入政治纷争，不干涉国家的政权（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12）。
3．主要挑战
　　传统天主教的福传往往以家庭为重要的场所，但随着城填化的推进，以及家庭观念的淡薄甚至危机，家庭在福传和信仰的养成上的作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随着大量的乡村教友进入城市生活，乡村的信仰群体变得弱势，他们越来越难以担当福传的任务。福传的希望和机会已大体转到城市内，但就当前而言，城市教会的福传机构还不够成熟。
专门的传教修会在中国已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已没有了特别为福传而受召并服务的人。福传的重任因此落在教区的身上，但传统意义的教区以牧灵为中心，主持圣事成了教区神职人员的要务。至于教区的主教，他们本是宗徒的传人，应像宗徒那样优先关注教会的福传，但他们往往陷入教区的各种事务，忙于管理上的事情。此外，圣统制的习惯将所有的事务全部汇集于神职人员的身上，平信徒在教会内难有发言权，难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们中可能有人认为，教会是神职人员的，福传也是他们的事。
　　中国教会内部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至今教会仍分为“地上”和“地下”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妨碍福传的因素。当一个团体本身表现出“分裂”的迹象和事实，却向别人宣讲和解与得救的福音时，其中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还有，中国教会目前与普世教会在交往上的不畅通，也令人伤神和耗费精力。
　　普世教会，特别是欧洲教会提出的新福传，并未为中国教会重视和领会。中国教会同样需要信仰的重新扎根。

三．服务的教会
1．基本论述
　　基督“空虚了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斐2：7），作为基督的净配，教会应使自己完全相似基督的服务（参《教会宪章》，42）。教会不要求别的权力，只希望在天主的助佑下，以仁爱和忠诚的服务精神为人类工作（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12）。教会的存在不是为受人的服务，而是服务人（参《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3）。
教会深感教会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的紧密关系，教会与所有人一道感受忧苦和喜乐（参《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1）。教会的使命虽非是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的，但教会应关注社会大众的需要，创办慈善事业，服务人群，特别是服务贫困者。教会热切希望能为人类社会的福利服务（参《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42）。
　　教会不但能依据福音精神为社会提供爱心服务，扶助人在经济方面的贫弱，同时也能为社会提供文化方面的贡献和服务。教会不但曾深入过各种文化当中，利用不同文化来表达和塑造自己，向万民宣讲福章（参《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58），也曾因此创造过辉煌的文化。处在不同文化中的教会可以自己的信德、爱德和望德来治疗、提升和完善各民族礼教文化中蕴藏的美善（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9）。同时，拥有基督和平恩赐的教会，必须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而不是分裂的制造者。
2．自身建设
　　按照福音精神，在上的应服务在下的。运用权力的目的在于服务，若失去了服务这个目的，权力就会变质，成了同时奴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陷阱。教会的等级制度本是一个服务的制度：神职人员服务整个教会，教会服务基督，基督服务天主圣父。度奉献生活的神职人员必须怀有一种服务基督、服务天主的“虚己”灵修，如果他们在自己接受的神圣召唤上感受到的是自己的利益，是权力的满足感，是地位的诱惑，那么他们就无法真正服务教会，甚至是渎职。
教会的慈善事业建立在信友依据福音应活出的慈善心之上，做慈善工作不是基督徒的额外工作，而是他们对教会，对天国的应有服务。以慈善心待所有的人，不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信仰的和无信仰的，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慈善，为需要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援助，不过是这种基本慈善的外在表现而已。以信仰的眼光看，在天主内，每个人都是相通的，都是休戚与共的，每个基督徒应明白，帮助别人也即帮助自己。慈善工作让自己与天下世界一道成全，独善其身并非基督信仰的最高真理。因此，每个基督徒都应走出教会，置身于各种社会环境中，为所有的人服务。
　　中国当今的文化建设非动员社会所有的积极力量，调动所有人的热情参与不可。中国教会应积极贡献自己的智性和德性的力量，中国教会必须找到一些合适的和恒定的渠道，参加社会文化的讨论，与中国各种文化力量形成对话和良好互动。中国教会若没有敏锐的文化触觉，她就难以像梵二公会议所说的那样“与时代共进”。
3．主要挑战
　　对慈善事业缺乏一种全面的认识：慈善不单是一种捐献，更是一种善心的流露。在今天的中国，以一颗善良的心去感动和改变周围的世界，坚持自己的良心和真理，更难能可贵。基督徒不但应直面和改变自然界灾难的悲惨，更应直面和改变人心灾难的悲惨，为世界做温情的力量和见证。
　　与中国社会的需要相比，与教会做慈善事业的热情相比，中国教会慈善组织还不够强大和专业，慈善组织之间还没有良好的协调和整合。还有一些领域，虽属教会工作的优势，却因种种原因不能进入。中国已是一个经济大国，相应地也应是一个慈善大国，中国教会更应在这一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基督徒须改变某些由来已久的对非基督徒和无信仰者的态度。教会是世界的圣事，她不单为基督徒存在，也为非基督徒和无信仰者存在，教会之于世界既有不可见的奥迹方面，也有可见的服务方面。教会不应在世界中寻求自己的利益，不应建设自己的权力，不应拥有自己固定的疆域，教会应是酵母和种子，失去自己以成全世界。

四．组织的教会
1．基本论述
　　教会立于世间，是一有形可见的组织，是一个具有圣统制特征的社团，因此，教会也是一个与她的属灵特征不可分开的人的组织（参《教会宪章》，8）。耶稣召唤门徒，组成自己的团体，这个团体既是基督救恩已成的结果，也是分施救恩的工具。人是天主的配合者，天主通过人手或者说人性的组织来做超性的事。作为人性组织，教会必定涉及一般社团组织的各种条件和问题，如权威问题、经济问题、与外部的关系问题等等。
　　教会作为一个有形的人性组织，与她所置身的国家存在许多交结和合作的关系。国家的建立为的是社会的公义和大众的公共福利，政府及其权力以人性为基础，是天主钦定的以自然法为依据的人性建制，在这种意义上，作为基督徒的公民应在良心上服从政府（参《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74）。教会在职责和管辖上都与政府有别，也不等同于任何具体的政治党派和意识，但在促进人类的真、善、美方面两者又应大力合作。教会在所处的国家中要求信仰的自由，但不应谋求任何的特权（参《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76）。
2．自身建设
　　教会的组织形式（教区、堂区、修会组织）历史悠久，传统坚固，近两千年以来变化无多，她的组织制度经久不变的重要原因或许是因为她同时是一个无形的恩宠机制，对教会的圣事性强调应就是天主教不可能接受基督新教改制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必须承认，教会在组织方面也需要不断地随时代的变化而增添活力，梵二公会议在这方面着力尤多，例如重新思考平信徒在教会组织中的主动作用，特别强调他们在新的历史时代中的可能作用，例如建立普世性和地方性的主教团，恢复主教本应具有的集体特征等等。对于中国教会来说，平信徒的问题来得更为迫切，探讨一种平信徒的神学或许不失为提升中国教会活力的一个较有效和恰当的入口。中国教会必须做出必要的准备，为优秀的平信徒领袖的出现和培育提供有利条件。
　　不可否认，教会组织的中坚力量仍然是神职人员，因此培育神职人员的神哲学院就是教会工作的关键，在这方面的任何疏忽和失误都难以挽回。在修院中，神职人员的教育者是神职人员，圣召的问题，未来神职人员的素质问题，不能不说与作为教育者的神职人员直接有关，与其他所有神职人员间接有关，而综合起来又与中国教会的未来有关。因此在某些问题已未到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中国教会应怀有忧患意识，在神学院培育方面做出一些切中要害的决断，不可放之任之。
　　历史地观之，中国的各种宗教组织和势力从未左右过政治权力，宗教本身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有时依附于统治者的态度。天主教的普世特征与中国传统的君权高于宗教势力的张力曾使初到中国的传教士备受困惑和煎熬，这时候，双方彼此释放善意和宽容便显得最为关键，它曾是现代政教制度之前的中国天主教的真实境况。以利玛窦为首的这种基本态度和观点对当前的中国教会也并未过时，避免意识形态式的极端判断，尽可能地向对方释放善意，而不是把对方看作是权力争夺的对立势力，这样才可能找到双方都不失原则的和谐之道。中国教会内部的和谐，中国政教的和谐才是要紧的事情，至于中梵关系的改善，它到底是一种结果。
3．主要挑战
　　组织建设包括人才建设，而人才建设相对于组织建设又具有优先性。中国教会的人才建设除德性和智性的要求外，还应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性，能辨别社会和时代的征兆和问题，使教会与社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在这方面，中国教会呼唤有使命感、敢于担当、能认清和直面问题的领袖。教会的领袖不但可以分辨教会的需要，也可以带领教会为社会的公益和道德建设提供正能量。
　　经济性的和利益式的管理尽管有时候可使教会组织显得很有效，但其效果很可能越来越偏离教会之为教会的目的。优秀的管理经验不是不可借鉴，但把教会作为公司或企业单位来管理肯定会把教会引向歧途。此外，教会组织在经济方面的改善确实能为牧灵和福传手段的更新带来新的可能性，但必须指出，牧灵和福传的成败与深入与此并无直接的关系，相反，在中国教会内出现的某种程度上的拜金主义则是福音精神的重要敌人，当教会组织越来越觉得金钱万能，越来越以金钱的形式来推动事情，来获得成绩的时候，福音树上的真正果实就会结得越来越少。教会应比其他社会组织更清醒地认识到，金钱和货币对人及人心有着异化的作用。
　　中国教会已没有了传统意义上的修会组织，特别是远离世俗生活的隐修会，这些组织曾在教会史上担当很重要的文化和灵修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埋首于牧灵工作的教区神职人员如何获得灵修的方式和场所，就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五．属灵的教会
1．基本论述
　　圣神居住在教会内，是教会的实质推动者和圣化者，教会是圣神的圣殿（参，《教会宪章》，4）。教会必须相信圣神的力量，必须让自身接受圣神的带领。
　　教会是天主国在人间的萌芽和开端（参《教会宪章》，5），是能为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提供希望的所在。教会得在不断地置身于和深入耶稣基督的复活内才成为人类的希望之所。由罪人构成的教会首先不断地圣化自己，不断地从天主圣三那里获得自我更新的力量和事实，才可起到世盐和世光的作用。
　　教会既是可见的人间组织，也是一个充满神恩的精神体（参《教会宪章》，8）。作为精神的教会既活于当下，也联系着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更关联着天上的教会（参《教会宪章》，49，50）。
2．自身建设
　　圣神以自身的自由推动和丰富教会，并不以人的想象和构想为前提，但人并非因此完全被动无为，人须在圣神内辨别圣神的工作。到那里去学习和培养这种源自圣神的辨别？到耶稣基督的圣言即圣经内。圣经不但是一部充满圣神力量的经书，也是一部培养属灵视野的书。不断地阅读圣经，就是不断地接受圣神的塑造，不断地以圣神的眼光在审视自己和世界，不断地脱俗入圣的过程。近年来，中国教会内的圣经阅读虽已推广开来，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原因，很多人并不觉得读经是一个基督徒的必需，并不像他们觉得圣事是必需的那样，此外，当下的读经大多是直抒胸怀式的，感想性的阅读，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和方法指导，因此可能成了一种“五经注我”，圣经的真意难以显现，生命应得的更新推迟了。在这方面，中国教会必须重视释经学和圣经神学的研究和学习，必须培养相关的圣经人才。教会若不能用基督的圣言即圣经来装备自己，她就会远离自己的属灵使命。
　　属灵的教会自然也是一个灵修的教会。天主教的传统拥有丰富的灵修经验和成果，值得中国教会去介绍和学习，此外还应注意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传统也拥有独到的灵修价值和方法，若中国教会能就此展开对话和探讨，不但可自身得益，也有益于普世的天主教会。灵修的目的是培养基督性的美德，这种培养既可在圣事礼仪中，在读经中，也可在日常生活中。将圣事、读经、灵修结合起来，将是一个使三方都获得丰富的事情，在这方面，常常以主持人身份出现的神职人员的认识和经验就显得十分重要，他们应首先寻找将这三方面有益结合的经验和做法，以便传习给更多的信众。
　　地上教会与天上教会的相连，人与人在基督内超越时间的共融的信念是天主教信仰的一种伟大财富。中国人重视与逝去先人的情感联系，这与天主教共融的生命观念具有实质性的比较。天主教的信仰不单把目光转向未来，也念念不忘过往的生命经历，这两者并不冲突。在这一视野或其它视野之下，中国教会完全可以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中的某些因素，形成有益的对话和互相理解。
3．主要挑战
　　教会属灵生命的最大挑战来自世俗化和享乐主义。世俗化与享乐主义名虽不同，但两者都倾向于将生命的意义限于物质和身体层面来理解和实现。在物质和身体的层面上，精神生活显现为次生的和后来的东西，甚至显现为不真实的幻象。教会必须与这种世俗化作抗争，教会如果不守望自己的属灵位置，不是一个充满精神力量和感染力的群体，那么她就谈不到对社会文化和人类有什么积极的作用了。
　　中国教会缺乏系统的灵修途径和机构。尽管中国教会日益认识到灵修的提高是回应一系列问题和挑战的良方，但人们往往更热衷于业绩、喜欢沉浸于各种有形可见的事务当中，更有不少信众认为，灵修只是圣职人员的事，与己关系不大。至于那些对灵修有兴趣和动力的人，他们也往往采取一些“独修”的方法，因为他们找不到与自己趣味相投的群体。

六．结语
　　本文仅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中国教会的自身建设及面临的挑战这个话题，必须指出，这个话题本可以从更多的其他角度以予以考察。此外，由于没有具体的调研依据，因此本文的出发点只能是一些一般性印象，它的结果是，更为具体入微的分析和建议难以呈现出来。
　　教会的自身建设不能等待，不能等待自以为最合适的外部条件的出现。当保禄宗徒把对罗马人来说十分陌生的，甚至说不清她是那种宗教的福音传向罗马帝国并在那里建立教会的时候，他并没有考虑任何的外部条件，他仅能依附于他的信仰已经超越了的自己原先的宗教，即犹太教内。要搞好教会的自身建设，须向内用力，将眼光转向自身，因为所谓的外部条件或环境，往往因自身的改变而改变。中国教会的自身建设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而不要等待诸如中梵建交、国家某项新的宗教政策的出台、等待主教府的落成、等待资金的到位，等等。在当前阶段，中国教会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应该做，也能够做。
　　中国教会的自身建设，当然是建设一个真正的天主教会。国家和社会需要和接纳的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拥有丰富精神资源、向往并实践真善美的天主教会，而不是一个假的甚至邪的教会。如果一个建立在基督福音上的教会在历史上曾有益于人类社会，那么当天主教在中国建设好自身时，她一定有益于中国人，成为一个为中国人接纳的教会，一个真正的中国天主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