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债务：通谕在论及国际关系的道德框架时，指出有一种真实的‘生态债务’（51），尤其是北半球欠南半球的生态债务。对气候变化，多方都有责任（52），而发达国家的责任更大。

这些问题叫我们清楚地看到必须尊重大自然和织造人际关系及国际关系这两者间的关连是多么密切，这样的关系既关注到人格尊严，也能够满足人的真正需要。

今天的基督徒仍然受到“世俗的焦虑”和“财富的迷惑”的困扰，大的方面来说，有国际关系、恐怖主义、战争、政治、经济等，小的方面来说，有人际关系、金钱和债务、工作和事业、疾病和健康、忙碌和利益、消遣和享乐等。

这种情况所暗示的相互的外疆域性（或最好说成是无疆域性）的矛盾状况可以归纳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模式。

尽管此后的几百年里，世界范围的公平正义秩序的真正建立，依然是坎坷艰辛，民族和主权国家还经常以经济、文化、精神和军事的实力为基础，试图去界定国际关系格局，并以灾难性的世界大战结束每一次不可调和的冲突与纷争

同时，战后的中国还必须要对付各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纠纷，而且，就在这节骨眼上，一场声势浩大的内战终于爆发了。由于战事，原先还算比较平静的新乡监牧区东部一带，现在也变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

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第六个层面，基督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开始展开。　　

也就是说，当时的国际潮流开始从极端的民族主义转向国际主义，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在国际关系方面似乎接受了最新的国际主义，并反对军国主义，而日本则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拒绝了新出现的国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