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精通必修的圣经、信理、教会法典与伦理神学外，还精熟地掌握了拉丁、意、英、法、德、希腊语言文字，加上母语，他已成为一名贯通七国语文，精通中西文化，博学多才的学者。

（作者注：但愿刘炎新神父在现代中西文化交汇城市澳门的服务见证和在堂区的牧灵福传经验，以及个人圣召的执着追求为大陆神长教友有所启发。）

我觉得还要看一个面和一条线，因为广义的中梵关系绝对不是今天的事，而是从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开始的那一天就有了。

结论从震旦到复旦，从中国科学院到辅仁大学，马相伯致力于融合中西文化和文理学科，他的教育理念既具有传统元素又饱含自由主义特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和跨学科、多学科研究的内在价值。

多元化的上帝观》（何光沪），《走向十字架的真》（刘小枫）……；工具书：如《圣经词典》，《基督教词典》……；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如《传教士和近代中国》（顾长声）；《明清间在华的耶稣会士》（江文汉）；《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

虽然对中国社会长期盛行泛滥的如占卜、算卦、炼丹、女子裹足、一夫多妻制、溺婴、阉割太监制度等迷信陋俗，利玛窦曾予批评，但对于中华文明文化以及社会习俗，利玛窦以尊重、认同、包容和欣赏的态度，并从中西文化对比交流的角度做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

比利玛窦晚一百多年到中国的马国贤，虽然在对待中国人的礼仪如敬孔、祭祖等，不太赞同利玛窦，但他们都得到中国人的尊敬，他们留给今天人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的共同财富是什么?　　

另外，由于当时西方传教士急于培训更多本地传教士，是以不花时间在神学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上作任何中西文化的交流，只以师徒制方式硬套西方神学教育内容于本地学生身上。　　

在晚明的中西文化接触中，西方传教士是积极主动的一面，中国士大夫中，或直接或间接，也有相当人数的学者开始探讨和了解“天学”。从西方传教士的角度，利玛窦是最积极、也是最有成效的一位。

如果明清天主教传教能够更加深入和系统，我们会看到更深层次上中西文化的对话，或者看到二者之间更严重的冲突，如果沟通和协调工作没有做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