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之声

张志刚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

张志刚教授

    我觉得，本届研讨会有双重学术立意，它们都很重要，充分凸现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是，和往届研讨会一样，继续探讨“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及其影响”；二是，进而把这一会议主题，纳入“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与宗教关系”的开阔视野来展开研讨。为什么这么充分肯定以上两重研讨立意呢？我认为，在人类目前所生活的“全球化时代”或“地球村”，世界上的各大宗教都不能不面对一个颇有挑战性的课题，这就是：如何化解文明冲突，促进世界和平，推动宗教对话，改善宗教关系，重新思考各大宗教所应肩负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
    国际学术界的宗教研究理论与方法，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所以，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一直关注国际学术界关于宗教对话的最新理论动态。中外学者一般认为，现有的宗教对话观主要有三种，即宗教排他论、宗教兼并论和宗教多元论。通过考察近些年来的研讨进展，我又概括出两种新的宗教对话观，即宗教兼容论和宗教实践论。在我看来，这两种新提出的宗教对话理论或称宗教对话模式，可以让我们意识到世界宗教对话的最新尝试，这就是更加关切各大宗教在全球化时代应当担负的“道德伦理与社会责任”问题。譬如，宗教实践论的提倡者保罗•尼特（Paul Knitter）把古希腊以来的实践哲学的真理观引入了宗教对话领域，他强调指出：所谓的“真理”是用来改变世界的，而人们总是通过实践来认识真理的，“宗教真理”也是如此。无论哪种宗教传统，都必须面对“苦难的现实”；无论拯救、觉悟或解脱意味着什么，都必须对“人类的苦难”有所回应；无论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等，假如他们的任何信条可以被当作忽视或容忍“人类苦难与地球苦难”（这两种“苦难”意指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两大危机或困境，“人类社会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的理由，那么，此类信念便丧失可信性了！这就是说，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诸多难题、挑战、困境或危机，特别是国际社会上的不公正和非正义现象，各个宗教若不携起手来，共担责任，多干实事，有所作为，那么，不但宗教对话是没有意义的，宗教信仰也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古典哲学提出了一个常思常新的命题，叫做“知行合一”。它所揭示的朴素哲理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要想相互了解、彼此认可、和睦相处、真诚合作，不是“看你说得多么好”，而是“看你做得怎么样”，即是否真正“说得到，做得到”！由此来看，我们的确可以说，本届研讨会为有力促进宗教对话、妥善处理宗教关系，新开辟了一条“既与国际学界接轨、又接中国地气”的研讨思路。
    谈到中梵关系，我曾访问过意大利和梵蒂冈，与不少意大利专家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大家都认为，中梵建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问题在于，怎么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呢？作为一位学者，我倾向于客观且理性的立场，按我个人的看法，以前的中梵关系当中，双方缺乏足够的相互了解，缺乏相互了解，便不能相互理解，难以达成基本共识，彼此看到的主要是双方建交的问题和障碍。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在宗教政策上越来越强调：“宗教工作实质上是群众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的一个观点。我据此建议：在中梵关系问题上，双方何不改善思路，都要更充分地认识到，中梵关系主要涉及中国天主教的数百万信众；因而，双方理应站在中国广大天主教群众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化解矛盾，更多地从正面的、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角度来进行沟通协商，早日改善中梵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双方的真诚愿望。
    我到意大利访问讲学时，教宗方济各当选不久。据多位意大利专家学者评价，教宗方济各特别朴实、善良、真诚，可以说是“一位平民化、务实型的教宗”。我后来读到的大量文献和报道也证实，教宗方济各不但在生活上十分简朴，在教务上锐意进取，而且特别关爱普通信众，更主动地与中方沟通，更积极地改善中梵关系。因此，我认为，中梵双方多朝正面的、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方向努力，中梵关系的改善就指日可待了。
    有关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事宜，在以往国内外学者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里，对外国传教士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倾向。譬如，有些学者主要倾向于考察，明末清初的来华传教士为中西方文化交流——“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有些学者则主要认为，传教士只是以西学、特别是近代科技知识作为传教手段，更何况他们所传播的西学旨在论证其教义与神学，而科技知识也不全是“先进的”，甚至有些是“过时的”。又如，有些学者主要倾向于认为，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是跟着洋枪洋炮进入中国的，他们的传教活动是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入侵相联系的，这便使天主教和基督教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在鸦片战争后长达百年的中华民族苦难史中主要扮演了丑恶的或负面的角色；有些学者则主要致力于研究，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教育体制、医疗卫生、慈善公益和新闻出版等所做出的大量积极奉献。在我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倾向虽然各有一定的史料根据，但都因不够全面而不够客观。要真正做到“史实求是”，我们就应该辩证地认识宗教作用的两重性。

 

 

晏可佳：（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晏可佳所长

 

    会议本身很有价值，它是连续的性的，同一个主题——“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作用及影响”，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关注大的问题展开深入研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各地都有这样的尝试，但“信德”在这方面领先，曾于2002年“宗教与环保研讨会”时就邀请五大宗教朋友探讨宗教对话的主题，做到了持之以恒。所以“信德”、各支持单位，还有政府部门非常重视，因为会议本身的立意和起点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希望能够继续做下去。

    这个会议代表了天主教会自身的思考——宗教跟社会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良好关系？也就是说，如何在和谐社会当中起到更好的作用。这是这次会议给我的一个很重要的观感。
    会议的形式相当不错。有些老师的发言没有直接提到“对话”，但两天的会议当中，各个版块其实都在讨论“对话”的主题，而且在宗教对话上面有所深化和延续，非常有价值。大家都抱有良好的意愿，深入思考，表达期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而且此会议有政界、教界、学界共同参加，类似的会议，至少在天主教当中还不多见，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多多加强，继续开展这种交流和对话，一是宗教与社会（学术界）的对话，一是香港和大陆的对话，这种模式，具有启示和借鉴的作用。
    有关中梵关系，通过媒体报道，我们看到双方都透露了相关的一些善意，这跟以前比较来看有了一些松动和变化，且是向着比较积极的一面发展变化。中梵关系涉及面很广，但今天大多数人的兴趣都在聚焦在一个点——什么时候建交？我觉得还要看一个面和一条线，因为广义的中梵关系绝对不是今天的事，而是从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开始的那一天就有了。当时梵蒂冈也没有形成一个像今天这样的圣统制，但是，从孟高维诺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天开始，东方和西方，天主教和中国文化就已经开始开始接触，双方的关系就已经存在了。
    1949年建国以来，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中梵双方的对立和紧张，是我们思考当今中梵关系的时候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习总书记说，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咱们不能相互否定，这里指的是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我个人认为在中梵关系也应该梳理三千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由此看来还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当然，还要展望今后的三十年。
    对于历史我们要抱着一个实事求事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肯定特别是在中国近代，不仅是天主教传教士，还包括整个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也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对新中国的新政权有敌对的态度和做法，这都是客观的事实。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天主教到中国来，在文化上，包括传播西方的科学持术、艺术、绘画、建筑等方面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两方面都不可忽视。今天我们考虑中国天主教的发展，要基于历史客观事实来进行思考，不能用一方面否定另外一方面，既防止左的思想同时也要防止右的思想。当然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评价很困难，但也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学界该做一些努力，与政府部门和教界多交流多沟通，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认识，在一些基本点上应该毫不含糊地形成共识，这是可以做到的。学术界的讨论应当继续，但是几个节点，大家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在此基础之上，在一些主要、重大的问题上形成共识，达成一致，我们才可能推动天主教自身的发展和宗教研究的进度。
    这条线要从1979年开始，1979年之后的中梵关系的改善，似乎有多次机会，但为什么又发生很多反复？这里边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从上述一条线上的三个时间点来看我们今天的中梵关系，也许会把这些梳理的更加清晰一点。我个人认为，中梵双方共同关切的几个问题，不需要再重复了，大家都明白。如果把中梵关系放在宗教与宗教的交流上，放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这样一个大的视野上来看，其实中梵关系的正常化，并不见得所有问题都是一劳永逸的，我们现在也不是要推测在什么时候建交，也不是谈后建交时代的中梵关系，我觉得在这种中梵关系不断改善，不断释放善意的这种比较好的舆论环境下，我们更多的要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例如：教会真的准备好了这种发展趋势吗？中国教会在自身建设方面和世界上的天主教整体的发展还有多少距离？像类似这些问题，我觉得应该未雨绸缪，如此，那个时刻到来之后，我们才能有所准备。包括“信德”做了一些文化上的准备，特别是开展宗教与社会的对话，积极创建这样一些交流平台。
    当今教宗非常重视改善中梵关系，这在媒体上大家都看得出来，正是因为这样一种非常好的释放的善意，我们也会比较期待。教宗本人的善意是否必然推动中梵关系实质性的发展，我觉得这里边不一定存在着因果关系，还存在着偶然性。中梵关系是双方的事情，这个双方，中国是一方，细分的话包括教会自身，还包括中国整个的大政方针，这两块都不会被忽视，不会忽视教会自身的利益，反过来说，只要是不违反中国自身的利益相冲突的话，其实教会就在这个范围当中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对中梵关系也是如此。对教宗不断地释放善意我们也应以善意待之，我个人非常尊重教宗这种善意的态度，善意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只是我们要谨慎地去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正确的历史观，即使正常化了还会出问题，我们教会自身、梵蒂冈、政府如何形成一个对中国天主教整体历史达成共识上非常重要，如此，我们才能往前走。

    谈到一带一路我认为，1、作为国策，它一定会在发展的过程中与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有所交集，与天主教也会有所交集。
    2、一带一路对教会本身来说如何夯实好自身的基础，对所有宗教来说都是如此。中国天主教在发展中的经验，在一带一路中成为一种宣誓和平开展对话，还包括天主教特别强调的社会原则，都可以做出相应的贡献，在过程当中也可以体现宗教中国化的一个方向。
    另外一面，我们会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和成就，同时也从兄弟教会中吸取发展教会现代化的一些经验，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总之，我们教会要把自身建设做好，把自己做强，发挥所长，弥补所短，不断地发展。我认为福传数量不是最重要的，教会自身的质量才是重中之重，天主教讲作光作盐，一粒盐就能发挥作用，一点光就能照亮整个房间。

 

劳启明先生：（香港商赢有道协会有限公司主席兼联合创办人）
    我感觉这个会议非常好，在宗教跟政府的交谈中我们可以考虑政府的政策、社会问题，大家可以互相沟通。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宗教用“爱”来传递爱的信息，一切以爱为出发点。我们在互相交谈的时候，表达的方式可以不同，但最终我们都要以爱来看这个世界，处理问题。今天我们所说的宗教冲突，如果大家都以爱为出发点，是没有冲突和打仗的，耶稣也不是用打仗的方式来传教和处理问题的。伊斯兰国家利用伊斯兰教的口号吸引了很多人加入他们的国家，这些人是为了信仰而加入，这是一种很好的信念，有人为了金钱而努力工作，但是有人更愿意为信仰去努力奋斗甚至牺牲性命。在交谈中，世俗的层面是可以妥协的，但遇到核心问题就很难妥协了，例如：打胎和同性恋的问题，这在某些国家是合法的，但宗教是绝对不允许堕胎。婚姻是一个制度，一男一女繁衍后代，同性恋违反了天主的这种婚姻观。但是宗教和政府都可以达到求同存异、互相理解、明白对方的立场，共同生存，不互相攻击，以达成和谐社会。
    从会议中我看到，宗教、政府双方可以交谈，我们生活在现实的社会之中不能绝对化，需要接受不同的价值观。在旧约里有奴隶制度，耶稣时代也有奴隶，虽然他们是奴隶，但耶稣要求我们也爱他们（费：15-16），凡事从爱出发，爱可以超越制度，奴隶是在奴隶制度之中，如果爱他们的话，就已经超越了这个不公义的制度了，我们要用爱来超越一切事情。
    中梵建交从外交层次来说，1、中梵建交有益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国际上看中国是一个经济强国，西方国家都跟梵蒂冈有外交关系，教宗是精神领袖，中梵建交会让其他国家增强对中国的好感。
     2、在中国有地上和地下教会团体，如果建交的话，这种现象就会慢慢消失，但“观念”是需要慢慢改变的，过去的伤痕也需要慢慢地缓和，不能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中梵建交可以让国内的天主教徒跟国外的天主教徒自由地交流，国内的修会也可以和国外的修会有沟通、联系。国际修会也可以进来中国，互相交流，形同一家。例如：印度德肋撒姆姆的国际修会“仁爱修女传教会”，她在世时曾多次尝试让修会修女来中国照顾穷人，但都没能成功。她们的修会在不同国家帮助当地社会一方面解决物质上的问题。另一方面帮助穷人、有困难的人和有需要的人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提升尊严，给予希望。
    中梵关系正在谈判中，协议正在草拟中，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例如：如何处理地上地下教会的问题？如何处理是重要的，而不是急于马上解决所有问题。还有如何处理那些非法祝圣的主教？将来再发生类似的情况要怎么处理？现在急于处理的是怎么处理现在的，但现在的能不能处理将来出现的问题？这需要一个机制，一个能延续下去的机制，这个协议需要处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我们需要祈祷，让圣神来引领我们，圣神能感动人心。我每天为中梵建交祈祷，至今已经六年了，希望能看到中梵建交的那一天。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这样一个研讨会，非常希望能看到中梵交谈，这需要时间，但我们要有信心，有信德，信德能带给我们信心。
    从1987年至今，中梵建交已谈过很多次了，但一直达不到目标，不是不想交谈，而是一直有很多阻力。但教宗方济各很谦逊，很特别，就如甄健湘博士在会议中提到：“方济各教宗讲慈悲、神贫、相遇和同行。”教宗谈中国教会的角度不一样了，不再是对立的态度，怀着这样的心态看中国教会就不一样了，可以交谈了。同时为了中梵关系的发展，他特别渴望访问中国，让我们对这一天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