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造物主”与天主教的“天主”的异同辨析

在人类探索宇宙奥秘与生命意义的漫长旅程中，“造物主”或“神”的概念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一方是科学巨匠，以理性之光洞察物理世界的精妙秩序；另一方是古老深邃的宗教，以信仰之火点燃无数信友的精神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晚年提出的“造物主观”，与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天主教所信奉的“天主观”，便是在此背景下两个极具代表性但又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杨振宁的“造物主”源于对宇宙规律之美的理性敬畏，是一种非人格化、非宗教性的哲学思辨；而天主教的“天主”则是基于神圣启示的全能、全善、三位一体的人格神，是信仰与救赎的核心。二者的区别，不仅在于概念的内涵，更深刻地反映了科学与宗教在认知路径、本体论、与人类关系等多个层面的根本分野。但是两者也有相同的联系，反映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殊途同归。

一、本体论的分野——非人格化的“规律”与位格化的“圣三”

杨振宁的“造物主”与天主教的“天主”在本体论上存在最核心的差异：前者是非人格化的终极原理，后者则是超验的位格化存在。

（一）杨振宁的“造物主”：宇宙秩序的化身

杨振宁先生在多次访谈和演讲中明确表达了他对“造物主”的看法。他坚决否定一个具有人形或人格化形象的“上主”，当被问及是否相信造物主时，他回答：“如果你所谓的天主是一个人的形象，那我想没有；如果问有没有一个造物者，那我想是有的，因为整个世界的结构不是偶然的。”，这一观点是他作为物理学家，在深入探索宇宙基本定律后产生的深刻感悟。他常常以麦克斯韦方程组为例，赞叹其“妙不可言”，认为如此简洁、优美而又威力巨大的定律不可能是偶然形成的。

因此，杨振宁的“造物主”并非一个具有意识、情感和意志的实体。它更接近于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Logos）或中国哲学中的“道”，是宇宙内在的、统摄万物的根本规律和秩序。这个“造物主”不干预具体事务，不与人沟通，不施行审判或救赎。它就是物理定律本身，是宇宙之所以如此运行的终极原因。这种观点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科学泛神论”或“自然神论”，即“神”就内在于自然的完美秩序之中。它是一种基于理性观察和审美体验的哲学推论，而非宗教信仰。

杨振宁强调，为这个终极原因取任何名字都可以，只要不赋予其人格化的形象。他晚年坦言，随着年岁增长，面对越来越多奇妙的自然现象，年轻时的自信心减弱，对自然的敬畏感愈发深厚，这使得他对于将造物者形象化的反对动力有所降低，他将此描述为一种“宗教感”的增加。但这并非转向人格神信仰，而是一种在人类智识极限面前的谦卑与敬畏。

（二）天主教的“天主”：三位一体的神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天主教的“天主”（Deus）是一个明确的位格神，是信仰的绝对中心。根据天主教教理，天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唯一天主”。祂不仅是宇宙的“第一因”，更是具有无限智慧、意志和爱的“至善”存在。

天主教天主观最核心、最奥秘的教义是“三位一体”（Trinitas）。即天主是独一的，但包含三个“位格”（Personae）：圣父、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神（圣神）。圣父是创造者，圣子是救赎者，圣神是圣化者。三位同尊同荣，同性同体，共同参与创造和救赎的工程。这三个位格并非神的三个不同方面或模式，而是真实、永恒共存的。因此，天主教的天主远非一个抽象的原理或冰冷的规律，而是一个充满内在生命和关系的“生活的天主”。

祂主动与人类互动，通过启示将自己展示给人类。在《旧约》中，祂与以色列人订立盟约；在《新约》中，祂的圣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生活在人类中间，最终为救赎人类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死而复活。这种“道成肉身”的教义，将天主的人格化属性推向了极致。祂是一位关爱、怜悯、甚至会“愤怒”和“妒爱”的神，祂聆听祈祷，施行奇迹，并将在末日对所有人进行审判。这种人格化的天主形象，是信徒祈祷、崇拜和建立个人关系的对象。

综上所述，杨振宁的“造物主”是宇宙内在的、非人格化的秩序，是一种“祂”（It）；而天主教的天主是超越宇宙的、三位一体的位格神，是一位“祢”（Thou）。这是两者在本体论上的根本鸿沟。

二、认知路径的差异——理性推理与神圣启示

对“终极实在”的认识方式，是区分杨振宁“造物主观”与天主教“天主观”的另一条重要脉络。前者根植于科学理性和经验观察，后者则建立在超验的神圣启示之上。

（一）杨振宁的认知：从物理之美到形上敬畏

杨振宁的“造物主”观念，其认知路径是“自下而上”的。他从具体的物理现象和数学方程出发，通过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感知到宇宙背后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非偶然的秩序。他所说的“相信”，并非信仰意义上的“信”，而是一种基于现有科学证据和哲学思辨得出的高度盖然性判断。正如他所言，看到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精妙，使他无法相信世界的结构是偶然的。

这条路径的本质是科学探索的自然延伸。当物理学家们不断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是这套物理定律，为什么这些基本常数是这样的数值——他们便会触及科学本身无法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爱因斯坦的名言“上帝不掷骰子”也表达了类似的信念，即宇宙底层存在着确定和完美的规律。这里的“天主”同样是一种对宇宙和谐秩序的探索，而非宗教意义上的神。杨振宁的“造物主”，正是这条理性探索之路通向终极实在时，所赋予那个“万物最底层原理”的名字。这种认知是开放性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可能会有新的理解，它不要求绝对的服从，而是激发持续的探索和敬畏。

（二）天主教的认知：源于启示的信德

天主教的认知路径则是“自上而下”的。对天主的认识，根本上不依赖于人的理性思辨或经验观察，尽管天主教神学也承认人可以通过观察受造物认识到造物主的存在（自然启示）。其核心和基石是“超性启示”（Supernatural Revelation），即天主主动地、超越自然地将关于祂自己和祂的救恩计划的真理，启示给人类。

这一启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传递：圣经（Sacred Scripture）和圣传（Sacred Tradition）。《圣经》被认为是天主默感的话语，而圣传则是宗徒们及他们的继承者（即教会）所传承下来的、来自耶稣基督和圣神的活生生的教导。教会的训导权（Magisterium），即教宗和与他共融的主教们，拥有解释圣经和圣传的最终权力，以确保启示的完整和准确传递。

因此，对天主的认识是一种“信德”（Faith）的行为。信德被视为一种超性的德行，是天主的恩赐，使人能够接受并服从天主所启示的真理，即使这些真理（如三位一体、耶稣死而复活）超出了人类理性的理解范围。这种认知路径要求的是“听命”与“接纳”，而非仅仅是逻辑推导。它提供的是一套完整的、封闭的真理体系和世界观，其最终解释权归于教会。

简而言之，杨振宁是通过物理世界这本“打开的书”来推断“造物主”的存在，其工具是理性和数学；天主教徒则是通过圣经和教会这本“启示的书”来认识“天主”，其核心是信德和恩宠。

三、与世界和人类关系的对比——疏离的创造者与介入的救主

基于本体论和认知路径的差异，杨振宁的“造物主”与天主教的“天主”在与世界及人类的关系上，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一是疏离与旁观，一是介入与救赎。

（一）杨振宁的“造物主”：非位格的立法者

杨振宁所说的“造物主”，在“创造”了宇宙的根本法则之后，其角色便已完成。它是一位“立法者”，而非“统治者”。这些法则一旦确立，便自行运作，宇宙万物的演化皆遵循这些内在规律。这个“造物主”对人类没有特殊的计划或关怀，它不回应祈祷，不施行神迹，也不提供道德准则。人类的出现、文明的兴衰、个体的悲欢离合，都只是在这些宏大规律作用下的自然过程。

在这个框架下，人与“造物主”的关系是单向的、认知的关系。人类通过科学研究，可以不断地“发现”和“理解”这位“造物主”所设定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改造世界。这种关系的顶点是对自然秩序的深刻理解和由此产生的敬畏之情，是一种智识和审美上的升华。但其中不存在双向的情感交流、道德约束或终极救赎的承诺。

（二）天主教的“天主”：慈爱的父亲与审判的主

天主教的天主观则构建了一种深刻、复杂且持续的人神关系。首先，天主是“从无中创造”（Creatio ex nihilo）的造物主，祂不仅创造了世界，还时刻以其“天主上智”（Divine Providence）维系和引导着万物的存在与发展。创造并非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其次，天主对人类怀有特殊的爱。天主教教义认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受造的，拥有理性和自由意志。天主愿意与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如同父亲与子女一般。然而，由于原祖亚当和厄娃的“原罪”，人类背离了天主，陷入罪恶和死亡的境地。

这便引出了天主与人类关系的核心——救赎。天主并未因人的罪而抛弃人类，反而派遣其独生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通过祂的死亡和复活，战胜了罪恶与死亡，为全人类开辟了得救的道路。信徒通过洗礼加入教会，参与圣事（尤其是圣体圣事），便能与基督结合，分享祂的救恩。

最后，天主也是公义的审判者。天主教相信，在世界末日，耶稣将再次降临，对所有生者死者进行“末日审判”，善人将获得永生（天堂），恶人将遭受永罚（地狱）。

因此，在天主教信仰中，人与天主的关系是双向的、动态的、贯穿整个生命乃至死后世界的。它包括了创造与被造、爱与回应、罪与宽恕、引导与服从、审判与救赎等多个维度。这种关系不仅是认知的，更是伦理的、情感的、关乎终极命运的。

四、两种世界观的殊途同归

杨振宁的“造物主”是现代科学精神的延伸，它诞生于对物理世界深刻秩序的理性洞察与审美体验。它代表了一种高度理智化的、非人格化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它肯定了宇宙的可理解性和规律性，激发人们以科学的方式不断探索，最终在自然的壮丽和精妙面前，保持一种谦卑的敬畏。这是一种属于科学家的“宗教情怀”，其本质是对真与美的追求。

天主教的“天主”则是启示宗教的基石，它源于古老的信仰传承和深刻的神学构建。它代表了一种超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其核心是一个全能、全善、三位一体、并深切关怀人类命运的位格神。它为信徒提供了完整的生命意义框架、道德伦理准则以及关于罪、苦难和死亡的终极答案——救赎与永生。这种信仰要求信徒全身心的投入，通过祈祷、礼仪和爱德行动，与这位活生生的天主建立个人关系。

二者的区别，是科学求“真”（探寻客观规律）与宗教求“善”和“终极意义”（提供价值和救赎）两种不同人类精神需求的体现。杨振宁的“造物主”为宇宙的“如何”（How）提供了优雅的注脚，并对终极的“为何”（Why）保持了开放而敬畏的沉默；而天主教的“天主”则对宇宙与人生的“为何”给出了一个基于启示的、详尽而确定的回答。这两种观念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作为两种塑造人类世界观的强大力量，其间的深刻分野与各自独特的价值。它们或许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都指向了某种超越性的存在，但通往那里的路径、沿途的风景以及最终所见的“真实”，却迥然有别。

尽管杨振宁先生所言的“造物主”与天主教的“天主”在本体论、认知路径及与人类的关系上存在着鸿沟般的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毫无关联。恰恰相反，将它们并置审视，可以发现二者根植于人类面对宇宙奥秘时共同的智识与情感反应，并在多个层面形成了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并非绝对排斥，更像是在同一座雄伟山脉的不同路径上攀登时，对山顶风光的不同描述与想象。

（一），共同的起点：对宇宙秩序与终极本源的追问。

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其最深层的驱动力之一，便是人类对“存在”本身的惊奇与困惑。“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万物运行的背后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根本的法则？”这既是物理学家孜孜以求的终极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的目标，也是神学家们千百年来探讨的“第一因”问题。

杨振宁的“造物主”观念，正是在这个追问的科学路径上抵达一个逻辑端点后的产物。当他面对麦克斯韦方程组所展现的、超乎人类想象的简洁与和谐时，他所感受到的“非偶然性”，实质上是对宇宙内在逻辑和秩序的极致肯定。这与天主教神学的“自然启示”观念遥相呼应。天主教教理认为，人类凭借理性之光，通过观察受造世界的壮丽与秩序，能够认识到一位创造者的存在。圣保禄在《罗马书》中写道：“其实，自从天主创世以来，祂那看不见的美善，即祂永远的大能和神性，都可凭祂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罗 1:20）

因此，杨振宁通过物理规律之美所推断的“造物主”，与天主教徒通过自然万物之序所感悟的“天主”，共享了同一个认知前提：宇宙是可理解的、有秩序的，而非一团混乱的偶然。两者都拒绝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和随机论，都肯定了在纷繁现象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的、统一的解释。

（二）共通的情感内核：敬畏之心（Awe and Reverence）。

敬畏，是人类在面对远超自身理解能力的宏大、精妙或神圣事物时所产生的一种复杂情感，它交织着惊叹、谦卑与崇敬。这是连接杨振宁与宗教信徒最直接、最强烈的情感纽带。

杨振宁晚年坦言，自己的“宗教感”有所增加，这种宗教感的核心，正是对自然奥秘的敬畏。他所说的“造物主”，与其说是一个逻辑推论，不如说是在穷尽理性探索后，面对宇宙那令人屏息的对称性与和谐之美时，一种情感与理智的必然升华。这种感受，与爱因斯坦“我信仰斯宾诺莎的上帝，他以万物存在的和谐有序来显示自己，而不是那个关心人类命运和行为的上帝”的表述一脉相承。这是一种智识上的巅峰体验，一种因深刻理解而产生的、对宇宙秩序的“爱慕”与“崇敬”。

同样，天主教徒对天主的敬畏，虽然包含了更多人格化和伦理化的内容，但其起点同样源于对“创造”的惊叹。当信徒咏唱《圣咏》“我观看祢手指所造的穹苍，和祢所布置的星辰月亮”，或在雄伟的自然景观面前感到自身的渺小时，他们所体验到的敬畏之情，与杨振宁面对物理定律时的感受，在情感的底层结构上是高度相似的。可以说，杨振宁的“造物主”，捕捉到了宗教情感中那种最纯粹、最普世的“敬畏”内核，并将其从人格化的神学框架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属于科学家的美学与哲学情怀。

 （三）结构上的平行：作为“终极解释者”的角色。

在各自的世界观体系内，杨氏“造物主”与天主教“天主”都扮演着“终极解释者”和“第一推动者”的角色，为现实的存在提供了最终的立足点。

在科学的解释链条中，一个现象可以被一个定律解释，这个定律又可以被一个更深层的定律解释。但这个解释链条不能无限后退，最终必然会抵达一组无法再被解释的、最基本的公理或法则。对杨振宁而言，这组终极法则就是“造物主”的杰作或化身。它为整个宇宙的逻辑大厦提供了基石。

在天主教神学中，特别是受亚里士多德哲学影响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中，“天主”是“不动的推动者”、“无因之因”。世界上的一切运动和因果链条，最终都必须追溯到一个自我存在、无需他者为原因的终极实体，这个实体就是天主。

因此，尽管一个是非人格化的规律，一个是人格化的存在，但两者在各自理论框架内的“功能”和“地位”是平行的。它们都终结了“为什么”的无限追问，为整个存在体系的合理性与稳定性提供了最终的担保。

结论：从理性敬畏到信仰飞跃的桥梁

综上所述，杨振宁的“造物主观”与天主教的“天主观”之间，存在着基于共同追问、共通情感和结构平行的深刻内在联系。杨振宁的观念可以被看作是天主教“自然神学”在现代科学语境下的一个精致、非宗教化的版本。它止步于对宇宙内在秩序的理性敬畏，肯定了“神性”的创造之工，但拒绝了“位格神”的位格启示。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振宁的“造物主”可以被视为从无神论走向有神论（特别是人格神信仰）的一座重要的思想桥梁。它用科学的语言雄辩地证明了宇宙的“非偶然性”，为信仰的产生扫清了“世界纯属偶然”的哲学障碍。它所激发的敬畏之心，正是宗教情感萌发的土壤。对于一个天主教徒而言，杨振宁穷其一生所揭示的宇宙之美，恰恰是其所信仰的“天主”智慧与荣耀的最有力证据。而对杨振宁而言，天主教的“天主”，或许就是对他所敬畏的那个“造物主”的一种过于人性化、但充满了人文关怀与终极希望的解读。

二者遥遥相望，共同指向了那个超越人类有限理性的、关于存在本身的终极奥秘。

 2025年10月19日传教节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