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之声

汤开建教授：（澳门大学）
    我认为这个研讨会很好，我特别关注中国天主教区域史研究，发现很多地方教会的本地化问题都很模糊，很多著作都很粗犷，没有落实到具体问题上，要把每个地方传教史的细节搞清楚，这有助于教会史的研究。江西地区在早期传教史上的地位尤其重要，利玛窦在这里开创的传教事业，后来留下来，一直到今天，其间经历了很多曲折，但它仍然保存了下来，并使天主教获得了发展。在中国保存天主教，如果不去研究，不去深化它，过去的历史不知道，又怎能谈好今天的天主教呢？所以这次会议具有重大意义。
    利玛窦当时的福传方式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实际上在中国行得通的只有本地化，否则很难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信仰，毕竟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已根深蒂固，让他们抛弃老祖宗的东西，是不太可能的。利玛窦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人，他先了解中国国情，跟本地文化结合起来，如此，使福音的种子在中华大地上渐渐扎根。今天我们强调圣统制，跟罗马统一，但罗马也需要有包容，允许中国本地化，所以研究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对今天中国教会的发展意义重大。
    有关中国的祭祖问题，我认为祭祖本身不具备迷信色彩，但是到了农村，有些地方就走了样，把一些理性的东西巫化了，让西方人感觉像是迷信，其实他们是对祖先的一种纪念，例如：中国人祭孔子，那是对老师的一种尊重，利玛窦看到了它的本质。但有一些对中国国情不太了解的传教士就只看到了表象。所以这需要传教士们在福传的过程中把本质和表象区分开来，如此才能使福音在中国发扬光大。

 

范丽珠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复旦大学全球化与宗教研究负责人）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宗教经历了恢复和发展的一个过程，如今基督信徒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包括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已经有数千万的信众，所以，基督教中国化和本地化，是中国教会日益成熟与自觉性的体现，当然还需要教会、社会和学界共同努力。我们这次会议恰逢其时。
    四百多年前，利玛窦在华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的策略以及文化互鉴的智慧，不仅仅是对中国基督教教会，对当今不同文化如何相处都有借鉴。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文化的彼此相遇，实际上，各种相异的文化，核心部分都离不开宗教信仰与仪式行为，哪怕有些人自称无特定宗教或持不可知论，但其身上仍然或多或少地带有宗教情怀。那么，人类如何面对多元化文化相遇、相碰撞的事实？习近平主席近年来不断地倡导“人类文明共同体建构”的价值，显然也是寄望于传统文化与宗教的智慧为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提供正面的助力。中国对全世界的贡献在什么地方？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而中国文化强调的合而不同理念对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构建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而利玛窦在沟通中西文明时所实践的智慧恰恰也是合而不同，多元共存。当今，无论宗教与宗教之间还是教会内部都特别需要这种智慧。
    其实利玛窦福传之路也不是很顺利，很多人也不赞同他。当时无论是中国的皇帝，还是教廷方面都不太了解彼此。而在华的天主教不同的修会会士之间对是否尊重中国传统的尊孔祭祖等问题有着相互无法调和的看法，导致出现了礼仪之争。所以，彼此间的对话沟通就显得非常重要，通过对话才能互相了解，只有相互了解，才能避免冲突，互相尊重，彼此共存，而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
    教会无论走到哪里，都需要融合当地文化。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地方，并非一片文化沙漠，所以基督教到中国来，需要尊重中国文化传统，我认为这些文化传统并不是从本质上冲击天主教信仰。实际上，中国的这种家族式信仰对传教往往是有帮助的，例如：一个家族里边一个人信了，然后会影响到家人，但关键是你能不能尊重他。不能把一些固定观点强加给别人，我曾经接触到这样一个历史资料：曾经有一个传教士在中国遇到一位读书人，传教士想劝这位读书人信教，就说：“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呀！所以你要信我的教，否则你不能得救。”这位读书人很不高兴地说：“我出身书香门第，我饱读诗书，我奉行道德，何罪之有啊？”所以当我们用自己刻板的理论跟另外一个文化人去对话时，反而不能达到彼此认识进而达到目的。而利玛窦当时却是适应文化，随时做出改变。例如：开始他把自己打扮成僧人，后来发现不行，又改扮为儒家学者的样子。所以教会的本地化无论在神学方面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马鑫牧师（周口市基督教两会会长）
    这次研讨会很有意义。这样的研讨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流沟通的平台，在一些教会本地化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有助于促进教会的本地化。此次会议可谓承前启后。
    此次会议主要围绕利玛窦在华传教的历史进行研讨。首先，利玛窦是和谐政教关系的缔造者。他进入中国传教的时候，晓得中华是礼仪之邦，讲究礼尚往来，故此，他比较注重与中国社会上层人士交往，进入了中国的上流社会，赢得了社会的认同，为天主教的传播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利玛窦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者。利玛窦等人在肇庆的时候就是如此，差不多十年之久，苦心学习汉语，研究汉文，对中国的五经子史，都能通晓其义，据此著书立说，阐明基督教教义。穿儒服，废除僧名，并且努力学习儒家经典，在生活习俗上向中国社会名流靠近，竭力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以创造更好的福传环境。第三，利玛窦是科学技术的传播者。利玛窦借科技将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中国，让人对之尊敬和垂青，对中国的知识体系和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国人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
    从利玛窦传教历程中可以看出，他不仅履行了作为一个传教士的使命，他更是一位文明的使者，他所介绍和传播的科学技术，开明启智，是中国科学技术一次启蒙运动，信仰与科学技术有机结合，推进了中国科技水平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有关基督徒祭祖问题我认为它是一种习俗：民俗文化的认同。它是一种文化：孝文化的传承。

 

郑家茂神父（杭州天主教堂秘书长）
    这次研讨会首先是对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提出的宗教中国化的一个回应，其次是有助于全面地和更深入地推动教会的本地化。第三，梵二之后提出了教会的本地化，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太多的经验，通过这次研讨会可以促进各地教会本地化的进一步推广。
    教会本地化需要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不能采取暴风骤雨、雷厉风行的方式。利玛窦刚来中国的时候，也是先了解中国国情和文化，渐渐地将福传本地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认识的过程非常重要。中国教会的本地化，也需要逐步推动，先要了解本地化的实质，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实施，例如：老城区和新城区的教堂建筑风格会不一样。所以需要一种春风化雨的本地化方式，而不是暴风骤雨式的。
    我个人认为，在推动教会本地化过程中的一个阻碍就是教会的礼仪问题，现在的弥撒礼仪大都是采取西方礼仪形式，例如：在上香时用的是乳香和香炉。但中国的民间用的不是这种乳香，也不是这种吊炉的形式，而是一支一支的纸香，这两种形式的意义是基本相同的。我的意思是，在弥撒中用西方的乳香和吊炉的形式，而教友在家和上坟纪念亡者时可以用纸香，把两种形式结合起来。这样的话，教外人也能接受，教友们也不会因此而尴尬，因为有很多家庭不都是教友，这样的方式为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还有就是跪拜问题。在南方一些地方，有不少教友认为，上坟时或人去世时，教友不应该跪拜亡者，也不应该跪拜长辈，认为只能跪拜天主。但中国的文化是跪天、跪地、跪父母。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本地化需要努力的方向。

 

赵文词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会学系）
   
    此次研讨会非常有意义，能够把那么多的主教、神父、学者们聚到一起讨论怎么样把天主教融入到社会的主流文化中，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聚会，一个难得的机会。
    利玛窦努力适应中国文化的传教模式非常有意义，经验也是非常宝贵的。当然我们不能死版地去套用利玛窦的模式，因为他当时的时代与当今时代不同了。但利玛窦的开放、探索的精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学习的。宗教有时（但不总是那那样）要保护自己，不要超越界限，所以教会开放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祭祖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的这种祭奠方式，表达的只是对逝去祖先的一种尊重，他们的价值观就是爱家、孝顺，我认为没有违反教会的本质。外面的仪式不重要，本质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吴终源副主教（天主教嘉义教区）
     这次研讨会非常有意义，内容丰富，跟我们教会有很大关系，而且从历史着手，教会需要去寻根。同时也有基督教的牧师对利玛窦研究得非常透彻。教会本地化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方向，教宗在《爱的喜乐》里也提到，教会需要按照各地方的需要适应本地文化。
    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尊重本地的风俗文化，探寻风俗礼仪的本质，注重其精神意义，同时努力适应并融入中国的儒家文化，为更好的福传创造良好的有利环境。今天我们探讨中国教会的本地化，也需要了解各地教会本地人的需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梵二告诉我们教会需要交谈共融，需要改变和革新,今天这个研讨会非常有意义，他给人们指出了一条教会本化的途径。
    在本地化的进程中，我们会遇到一结阻碍，这就需要我们祈求圣神的指引，共同为教会本地化祈祷。

 

徐光台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我盼了这个会十几年的时间，今天终于实现了。我2004年就到过南昌，当时这里想设一个利玛窦广场，由于是高层人组织的，他们或许有一些顾忌。但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件事，而且最高领导也出席讲话，所以这条路就通了。
    利玛窦在南昌有很大的转变，这个会议最大的目的就是大家集思广议，利玛窦在南昌三年的时间都做了什么事，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化本地化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