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开教宗徒高一志神父事略

                                       

　　明末清初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时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明了这场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他说：“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谢和耐认为真正促使中西文化进行深层次交流的并非是早在元朝进入中国的马可波罗，而是以利马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众多知名传教士中，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著名的传教士，诸如山西的开教宗徒高一志、福建的开教宗徒艾儒略、以及曾到陕西开教的宗徒金尼阁、方若望等人，他们在早期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山西开教，实在是高一志神父的功绩。高一志，字则圣。原名王丰肃，字一元，又字泰稳。丰肃是其圣名Alphonsus的简译，“王”大约是他本名Vangnoni的音译。他1566年出生于意大利都灵附近的特洛伐雷洛城贵族家庭，自幼即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584年10月24日入耶稣会初学院，接受了系统而严谨的信仰与人文陶成。来华以前就因才能学识出众而被教会看重，委以重任。1603年4月9号，高神父乘圣约翰号船出发，于1604年7月到达澳门。1605年3月初，至南京传教，因其传教有方，从者甚众。1609年任南京会长。在沈漼仇教期间，他于1617年4月30日被流放到广州，1618年被解押至澳门，1624年3月返回中国，因识之者众，乃改名为高一志，并于1624年12月前往山西绛州。自此，高公于绛州传教15年，后于1640年4月9日在绛州去世。
　　
南京传教
　　　　　　　　
 一、励精图治、弘扬圣教
　　王丰肃（高一志）初到中国，先在澳门学习汉语，而后于1605年抵达南京。由于郭居静神父去杭州负责该地教务，南京的教务即交由王丰肃神父主要负责，与他在一起工作的还有阳马诺与谢务禄二位神父。王丰肃神父一到南京便刻不容缓的投入到传教的洪流中去。王丰肃神父四处活动，宣传教义，发展教友。在教友中不仅有上流的士大夫阶层，也有平民阶层的书童、烧饭、卖糕、种园、挑脚、担水、木匠等各行各业的人士，以至原来的旧堂容纳不下。对此王丰肃神父计划筹建一座宽敞宏伟的圣堂，以光荣天主。但因资金缺乏，一时难以实现。此时，李之藻积极出面为建筑圣堂购置了土地，而其他教友也无不慷慨解囊，而那些对天主教素有好感的士大夫也纷纷援手相助。对此，耶稣会萧若瑟神父在其巨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中有详尽的描述：“王司铎传教热心，又长于演说。有许姓及张姓两进士，亦闻道信主。而平民之被化奉教者更多。以至于利马窦昔年所设之经堂，已不能容。瞻礼日，教友登堂祈祷常有拥挤之患。王司铎乃倡议改建洋式大教堂，商于教众，莫不赞成。教众慷慨解囊，不数日，凑成巨款。所奇者，外教之人亦乐于捐输，人心踊跃，指日兴工，不数月，堂工告竣。顶上高悬白玉十字架，阖城望见。中国前此未有也。” （萧若瑟神父《天主教传行中国考》）1611年5月3日，南京“圣十字教堂”终于落成。在庄严的仪式下：王丰肃神父与教友从会院搬迁到了新教堂。由于王丰肃神父不辞辛劳地努力传教，教友人数成倍递增，以至于后来教友在主日瞻礼必须划分时间和区域来参与弥撒。王丰肃神父在南京划出三个区域，并确定每个区域的教友前往教堂参与弥撒和祈祷的具体时间，后来这三个区域又各自设立了教友聚会祈祷的地点。在王丰肃神父的带领下，南京教会以北京教会为榜样，建立了第二个“圣母会”南京教会的教友相互关爱，他们中的孤寡老人和穷人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甚至非基督徒遇到了困难，也能得到教会的热情善待。在南京教会中“似乎早期基督宗教的那种信仰精神又复活了”。
　　龙华民神父（继利马窦之后第二任中国耶稣会省的会长）对于王丰肃在南京教会的工作业绩十分满意，他认为王丰肃等神父所享有的荣誉以及舆论界对基督徒表现的信仰之热诚所给予的高度评价，都可以与北京的教会相媲美。利马窦在1606年2月15日致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信中曾写道：“王丰肃神父在南京已经两年了，努力学习中文与文学，很有成绩，做事睿智有德，那里的长上对他非常满意。他已入会多年，学业与受试皆表现良好，相信他可以发本会四大圣愿。” （《庞迪我与中国》张铠 著）由此可以看出利马窦对王丰肃神父在南京的工作业绩深为赞许，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利马窦甚至认为王丰肃神父完全有可能继任中国耶稣会省的会长。因着王丰肃神父的呕心沥血和惨淡经营，终使南京教会发展人数在当时位居全国首位。
　　王丰肃善于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自己的传教策略。1606年南京爆发了刘天绪领导的白莲教起义，西方传教士被当地反教势力诬陷为白莲教起义的幕后策划者。王丰肃及时调整了传教方略，他利用李之藻在南京的影响，把传教活动严格限制在上流士大夫阶层当中。这一决策摆脱了仇教势力的纠缠，使南京的传教活动又出现了新的生机。当上海与杭州先后开教后，南京教会既与上海杭州两地教会成犄角之势，又能与北京教会遥相呼应。由是南京教会在中国传教团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至1616年南京又有三位知名的士大夫皈依了天主教，这一切都与王丰肃神父积极贯彻利马窦的学术传教的上层路线是分不开的。由于王丰肃神父传教的举措颇得士大夫阶层的青睐，于是许多知识分子与社会名流纷至沓来，竞相探讨正理，服膺真道，接受基督信仰。这在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所发难的南京教案中可以得知，沈漼在呈给万历帝的第一道奏疏中说：“臣初至南京，闻其聚有徒众，营有宝庐，即欲擒治驱逐，而说者感谓其类实繁，其说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可见王丰肃的传教成绩，实在可观。一方面是“其类实繁”，证其数字之多；一方面有“士君子”“信向”，更证信教者素质之高。（《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 著，中华书局出版）明史《沈漼传》更将王丰肃与利玛窦相提并论：“西洋人利玛窦入贡，因居南京，与其徒王丰肃等倡天主教，士大夫多宗之”。由此可见王丰肃对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之大。（《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 著，中华书局出版）
　　
二、遭遇教难、捍卫信仰
　　自利玛窦在万历三十八年即1610年5月11日黄昏去世，龙华民继任耶稣会中国行省的总会长暨中国传教团监督后，龙氏采取了一系列与利玛窦迥然不同的激进的传教策略，他将传教的对象从士大夫阶层急遽转向平民阶层，加之他使用的传教方法过于激进，希望短时间内在中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传教运动。由此导致了1616年沈漼所发起的中国教会史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教难，这次教难一度使中国教会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沈漼在仔细考察了龙华民等人急功近利的做法已经为发起反教运动提供了充分的口实之后，遂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仇教的行动。当时的南京，就政治地位而言，仅次于北京，在南京发起反教运动必然会迅速波及全国各地。而南京又没有像叶向高与徐光启那样的权威官吏为传教士提供强有力的保护，所以不可挽回地反教运动终于在南京爆发。
　　明万历四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即公历1616年8月20日，就在龙华民与艾儒略刚刚离开南京之后，三名由兵部尚书派来的官员，即来到王丰肃的住处，他们告诉王丰肃和谢务禄，他们是来执行命令要将神父们驱逐出国的，不过他们会保证神父们一路上的安全。随后，沈漼派来的卫队将王丰肃所在的会院团团包围。天亮后，又来了三名官员出示了拘捕令。据此，王丰肃被押解到衙门受审，谢务禄因病暂住会院中，由兵士看守。王丰肃在一片嘲弄和喝斥声中被带到衙门。第二天，即9月1日，沈漼下令将王丰肃、谢务禄和钟鸣仁等17人一并拘捕，押到大堂会审。在南京教案的文献中，王丰肃的容貌也被细致地描绘下来：“会审王丰肃：面红白、眉白长、眼深、鼻尖、胡须黄色。供称：年五十岁，大西洋人，幼读夷书，文考、理考、道考，得中多笃耳（即博士音译），即中国的进士也。”不愿为官，只愿结会，与林斐理等讲明天主教。约三十岁时，奉会长格老的恶（Claude Aquaviva）之命，同林斐理、阳玛诺三人，乘大船在海中行走二年四个月，于万历二十七年七月，即1603年到广东广州府香山县香山澳中。……于万历三十九年即1605年到南京西营街居住。” （《破邪集》卷一 ,郑安德 编,载《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An Expository Collection of the Christian Philosophical Works of Ming－Qing China），修订再版第五十七册，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内部出版，2002年。）

　　沈漼对王丰肃审讯时大肆威虐欲置神们于死地：“重笞王司铎至血肉横飞，几成残废。月余，犹不能起立。” 在历次审问时，王谢两位神父备受凌辱：“有脚踢者，有拳击者；有批颊者，势如暴风；有推搡者，状似波浪；有唾我们之面者，有拔我们毛发者；千方侮辱，百般虐待，诚罄竹难书。”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费赖之 著，梅乘骐，梅乘骏 译 ，上海教区光启社）
　　王丰肃虽遭到万般毒打侮辱，但并无丝毫畏惧，反一心感谢天主。由于王丰肃神父平素常向教友们宣讲忠于耶稣基督，虽受万苦万难亦不可背弃天主的道理，因而在教难发生后，南京的教友们，满怀着信仰的热忱甘愿为主舍身致命。当教友们得知王丰肃被拘押的消息后，遂涌向教堂，但却被卫兵阻拦住。其中，年迈61岁的老教友姚如望，洗名若望，是位学者，为人好学深思，他曾制作了四面小旗，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籍贯、职业，将其中一面插在头上。兵士将其拘捕后，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回答说：“我宁死要做基督徒，要为信仰耶稣基督，与神父们一道流血而死。”他当即被杀致命。后来还有许多教友们摇旗呐喊，表示愿与王丰肃神父一道为天主致命，遂被拘捕。至于热心的女教友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所得，集资帮助监狱里难友们的生活需要。她们虽未坐牢，但她们对难友们无私慷慨的援助，值得称赞。（《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费赖之 著，梅乘骐，梅乘骏 译 ，上海教区光启社）
　　沈漼深为南京教友雷打不动的信仰所震憾，但这也更增加了他根除南京天主教会的决心。1647年4月30日，王丰肃一行被“囚置于一狭小木笼中，项手带链，发长，衣不整，视我辈为外来蛮夷；如此像牲口般地于监狱狱提到衙门，然后加贴封条。……如是离南京，囚处木笼三十日。”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费赖之 著，梅乘骐，梅乘骏 译 ，上海教区光启社）
　　南京当局将王丰肃与谢务禄押住广东，旋即押解到南雄，当地县令将卫兵遣回南京，然后派兵押两位神父走水路，经韶州，1617年 4月30日抵达广州。“被关在一个又小又潮湿、卫生极差而且拥挤不堪的囚室中，甚至每一伸腿都要碰到别人身上。” （《庞迪我与中国》张铠 著）根据禁教令，庞迪我与熊三拔二位司铎也在被逐之列。等他们一到广州，即被与王丰肃和谢务禄二司铎关押在一起。后于1618年初被遣送回澳门。
　　自此，王丰肃神父在南京十几年的传教活动就告一段落。当时，澳门早已成为教会进入大陆传教的基地，王神父就在澳门修院教授哲学，同时对自己在南京的传教工作做了全面的总结。历时5年后，他又重新踏上大陆，于1624年改名高一志进入山西绛州传教。

山西开教

     1620年12月至1月初艾儒略到山西绛州开教，受到了韩云和段衮的盛情款待。韩云与段衮是绛州知名巨绅。艾儒略一到绛州首先为在北京做官并已入教的韩霖、段衮的家属18人授洗。这是明代以来山西最早的教友。此后，艾儒略奉命前往陕西。1624年金尼阁继艾儒略至绛州开教。不久，金尼阁奉命转至陕西传教,而山西绛州则交由王丰肃神父接管。此时全国各地的教会陆续进入复兴时期。
　　王神父自南京教难被遣送至澳门后，他利用五年多的时间，一方面在澳门圣保罗神学院教授哲学，另一方面则对他在南京十二年的传教工作做了一番深刻的反思与全面的总结。同时也撰写了许多中文著作，均在以后刻印。如是为再次进入大陆传教做了充分的准备。1624年3月王丰肃神父在耶稣会副会长玛努埃尔?迪阿斯的引荐下前往江西省建昌县传教，但是当时的环境很难让他顺利展开传教工作。因为他所在的城市离他原先曾传过教的南京很近，许多人认识他，而当时各地的官员都想方设法欲驱赶这些外国传教士，因而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的行动终不免要带来麻烦。(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Fortunato Margiotti  O.F.M ROMA EDIZIONI“SINICA  FRANCISCANA”1958)
　　
　　有鉴于此，徐光启甚感担忧，他建议副会长迪阿斯派遣王神父化名去偏远地区传教，因为那里没有人或很少人会认识他，由此开教可能取得显著的效果。迪阿斯副会长接受了徐光启的建议，于1624年9月10日派遣王丰肃神父至山西绛州开教。为能顺利地展开传教工作，王丰肃神父遂改名高一志。于1624年12月底安全抵达山西绛州。(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Fortunato Margiotti  O.F.M ROMA EDIZIONI“SINICA  FRANCISCANA”1958)
　　
　　
一、梯山航海、传教热诚
　　凭着对天主不变的忠诚和久经沙场的丰富的传教经验，高一志神父一到绛州就开始了他的工作。当时教友只有24人，在此后短短十个月里，因着他忘我而勤奋的工作，以及在韩霖与段衮二大家族的鼎力相助下，开始初见成效。1625年，他一次性为200成人授洗，其中学者60人，明宗室成员多人。1626年受洗者有成人500人，次年又有500人，此后逐年增加。绛州是艾儒略和金尼阁神父开辟的教区，当高一志神父来时，仅有教友25人，至高一志神父去世时，已有8000多人。其中200多人为有功名之士，且有的已入仕途。称高神父为山西开教宗徒，实不为溢美之辞。
　　每当高一志神父开辟一新传教区域时，他并不立即把原来教区的事务委托于他人，而是不辞辛劳地在高山深谷、崎岖山路间，往返跋涉，徒步行走，去寻找看顾他的羊群。他充满了爱主的神火挨户访问，救贫济苦，支助软弱者，扶持跌倒者。随后，他又出于基督的博爱，在绛州城购置了一所住宅，作为孤儿院，专为收容被遗弃的孤儿，时间不长，就收了300多人。这些可怜无助的幼小生命，大部分已奄奄一息，最后都接受洗礼而离世。这项慈善事业，开始由神父及教友出资维持，以后逐渐得到教外人的认同和支持，无论贫富皆愿意解囊相赠。城中的官员对神父的善举高度赞扬，且给予了种种方便。而那些富豪人家的夫人们见此善举井然有序、欣欣向荣、深受感动，有捐助首饰者，有捐助珠宝者，也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奉献者。（《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费赖之 著，梅乘骐，梅乘骏 译 ，上海教区光启社）
     在高一志神父传教期间，一次在绛州城发生一场大火，城中有很多房屋被烧，而附近的教友房屋都幸免于火灾，这被教外人视为老天保佑。教友们用十字架或圣水、或依纳爵圣牌，治愈绝症之事，屡见不鲜，更使教外人视为奇迹。此外，教友们的嘉言懿行、善表昭著，更是有利于福音传播的重要因素。
　　中国耶稣会副省会长傅汎济神父致耶稣总会长信中说：“高一志神父照顾着数千名教友，分布于5到6座城市之中，以及50多个乡村中。他每年巡视两次，其余时间则埋首于中文书籍的编著工作。”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荣振华 著，耿升 译。中华书局出版。）高一志大德不凡，热心传教，又得到韩霖与段衮大力协助，于是圣教迅速传播。绛州刺史雷翀，与高一志关系甚好，也被感化。他各处张贴谕告，表彰圣教道理，积极劝勉所辖百姓信奉高一志神父所传之教。蒲州有著名的宰相韩爌，字象云、祖居绛州，曾给教会以大力支持。韩爌在京居官多年，与徐光启、汤若望过从甚密，向慕圣教道理已久。他荣归乡里后，即派人邀请高一志神父到蒲州传教，不久，全家都领洗奉教。韩爌曾说：“宗教之正者莫若天主教，为祖国利益，愿国人皆信奉之。”他全力支持神父们传教，并劝该城的士大夫及家人都信奉天主教。经过数月，高一志神父又建立了一个善会（就是现在的教友热心祈祷和致力于福传的团体），所有成员都是官吏和韩爌的家属。至1637年，随着蒲州（即今之永济县）教会的迅速发展，高一志神父遂邀请郭纳爵神父来此协助主持教务。高一志神父虽年近七旬，眉须皓白如银，红光满面似儿童一般。每至一城，就邀请该城有名望的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与他们在一起谈经论道，畅谈人生信仰。高神父学问渊博，深通中国经史典籍。他口若悬河极其健谈，且又言词恳切，道理中正。凡听他谈论的人无不由衷地心折口服。由是，教会在绛州一带迅速传开，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1634年，山西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计，以至于有杀活人，掘尸体以为食者，也有母亲以自己的婴儿为食者。目睹此严重灾情，高一志神父不忘以救贫济困，救死扶伤为已责，他留下方德望神父与陆有基修士在绛州负责教务，他自己则四处奔波，冒着被拦路抢劫甚至被杀害的危险，尽力救助难民，并为病重垂危的人及时付洗，以拯救人灵。仅1634年高神父为绛州和蒲州两地授洗一千五百三十人。
　　高一志神父除在绛州和蒲州开教外，于1627年曾在夏县传教。不久即发展一百多教友。时隔不久，在夏县又建立了有二十多个一百人左右的聚会点，这些聚会点无论男女老少都希望高一志神父到他们那里传教，给他们施洗。1630年，高一志神父在古城曲沃建立教会。高神父第一次到曲沃传教时，该城县令以特殊的礼遇接待这位教友们眼中的圣人，并热情地为高一志神父建造了一座教堂，附设有宽阔的住宅，和一大块空地。在传教神父极为缺乏的情况下，高神父派一位教友去负责该地的教务。在这位教友的带领下，曲沃的教务蒸蒸日升。高一志神父患病期间，曲沃的教友非常关注高神父的病情，有一女教友刚刚守完了一个四旬严斋，为了使神父早日康复，她毅然开始为神父守斋，直到高神父康复为止。高一志神父在山西建立的最后一个传教基地是平阳府（现在的临汾）。1639年，高一志神父来到平阳，拜访了当地的县令和其他官员。对于高一志神父的到来，当地官员们欣喜异常，他们以最上等的方式热情款待了高神父。高神父传教心切，在韩霖的资助下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教堂，这座教堂不仅能容纳许多教友，而且还能住二十多位传教士。(《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Fortunato Margiotti  O.F.M ROMA EDIZIONI“SINICA  FRANCISCANA”1958)
　　
二、 鞠躬尽瘁、终老绛州
    高一志神父在山西传教十五年，授洗8000余人，内有功名中人二三百人，建教堂五十余座。玛格赖斯则记载：“高一志神父至1640年已建立102座教友聚会中心。”由于高神父十几年如一日的苦心经营、力传福音，致使“在教内外人中间经常可以看到高神父传教的身影。”1639年末，正在平阳府传教的高一志神父突然病倒，由于长年累月不辞辛苦的劳累奔波使得高神父积劳成疾。不得已高神父只好返回绛州，在这个他传教的大本营疗养。然而高神父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于1640年4月9日在绛州离世，享年74岁。至此，中国教会失去了一位尽忠尽职的传教士，教友们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好神父。在高神父病重时，教友们曾做了许多祈祷、施舍、守斋的善功，为他祈求天主，愿天主赐他病愈。高神父去世后，教友们悲痛哀伤地纷纷来到教堂，那里很快就被拥挤得水泄不通。在遗体被展出的八天里，教友们一大清早就来祈祷，有的人祈祷直到深夜，其情其景令人感动不已。新教友们放弃了为亡者焚香烧纸的习俗，纷纷来到灵柩祭台前为他祈祷，有许多人一天来两三次祈祷，都是以啜泣和泪水来结束他们的祈祷，他们是在为一位可敬可佩的好神父而哭泣哀伤。许多王公贵族、地方官员，还有其他城镇的地方官员都来为高一志神父送别。蒲州的宰相韩爌派专人送来了一幅长一丈二尺，宽五尺的白绸缎，上边写着一篇锥心泣血的悼词。在绛州城里，也有许多士大夫写了多篇类似的追悼词。
　　段衮与韩霖兄弟为他购置棺木，段衮兄弟在自己家乡段家庄献地五亩，作为高神父的墓地，墓地周围还筑了围墙。1640年4月16日，有2000多名教友参加了高神父的葬礼，其中士绅阶层的官员有二三百人，其中也有四百贫穷教友，用富人施舍的一点钱做了盏白色的灯笼，以示哀悼。教友们手执蜡烛和花圈围在灵柩旁，最靠近灵柩的是金尼阁神父和一些官员们。人们一直把高神父的灵柩送到绛州城西五里地的段家庄。高一志神父即被葬于段家庄的高崖坟。此后绛州教区的神父们去世后也都葬在那里。
　　
传教经验
　　　　　　　　　　　
一、处理好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鉴于南京的传教经验，高一志神父意识到，只有得到地方官府的认同，传教活动才能免于随时中断的危险，于是他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地方官府保持良好的关系。1626年冬，高一志神父通过韩云，向地方官员正式呈递了山西传教士们的工作汇报。这样得到了山西巡抚的格外重视，巡抚赠送给高一志神父和他的助手加科莫?劳每人一件礼物。高一志神父也回赠了从欧洲带来的礼物。由于是外国礼物，虽然价值不是很高，但也颇受欢迎。高神父在回信上诚恳地告知，愿意随时为巡抚效劳。而这位巡抚也极想见识一下西方的宗教和科学。1627年初，巡抚邀请两位传教士去他的府邸。到了太原，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和款待。就在高一志神父到太原之前，巡抚突然接到一道圣旨，命他率兵保卫边疆，因为其时边疆受了东鞑靼人的侵犯。巡抚就不得不取消原定的信仰与科学讲坛，写了封致歉信，并附上一份精美礼物，将他们送回绛州。经长途跋涉后，高神父疲惫不堪一病不起，卧榻数日始见好转。巡抚得知此事，深悔自己对高神父的照顾不周，不该在此非常时期邀请二位神父去太原。随信还附上了一封拜访柬，给每位神父一份礼物，还有一块他亲笔题写的烫金大牌匾。匾上四字的意思是，神父们所传授的宗教是真实而正确的，教导孩子们要光宗耀祖，教奴仆要忠诚主人。高神父将这块牌匾悬挂于大门之上。他们的居所正好位于该城市的主要街道，这块牌匾就像一块大广告牌子，路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看上一眼。人们对此津津乐道，从前传闻高一志神父被巡抚叫去是受惩罚的言论也不攻自破了。巡抚对高一志神父传教的认同，致使地方官员也争先恐后与高神父等结交。许多官员也因此与高神父私交颇深。（《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Fortunato Margiotti  O.F.M ROMA EDIZIONI“SINICA  FRANCISCANA”1958）与高一志神父交情最好的要数绛州知府雷翀，1633年至1634年间，绛州知州雷翀与高一志神父交往甚密，平素高神父的嘉言懿行对雷知州影响很大，雷公有感于高神父的圣德与渊博的学识，曾称高神父为圣人中的圣人，并且认为高神父为天主教最高的领导。他曾于崇祯八年六月（即1634年）发布《山西绛州知州雷告示》一文，公开劝说民众接受天主教信仰。该告示说：“有西儒高先生（高神父），修身事天，爱人如己，以教忠教孝为第一事。上自圣天子，贤宰相，莫不敬礼之，以致缙绅学校诸君子，尊之如师父，爱之如兄弟。百姓从其教者皆化为良民。其有功朝廷，裨益世道大矣。而乡民有心向善，何不归于正道？乃其从邪教，欲为善而反得恶耶？夫圣天子因天纵之聪明，而贤宰相以下，皆孔圣之弟子也，岂见识不如而乡民耶？尔等又何疑焉？而不弃邪归正哉？”（张泽神父编，《中国天主教历代文选》65页，河北信德室出版）。这张出自官府的文告，公开劝导民众弃邪归正信奉圣教，类似这样的例子，恐怕在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实属罕见。这不能不说是高神父的传教有方所致。

二、发挥平信徒在福传中的作用
　　
　　高神父在山西绛州一带之所以能顺利而成功地展开传教工作，并奠定了山西教会的基础，除了他虔诚热心的依靠天主相帮之外，也与绛州段、韩两大家族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台湾[U1]清华大学教授黄一农先生在其《明末清初天主教绛州教区的发展及其反弹》一文中，关于段、韩两家，以及高一志神父在山西开教方面所做的贡献曾有详细的叙述，且言后来绛州教区在历经多次教难后，教会信仰传承主要靠段氏家族薪火相传[U2]。段氏家族有兄弟三人，为段衮、段袭、段扆，世居段家庄，后住新绛县城。段衮，字九章，圣名，斯德望。在北京为官时奉教。回家后劝其家人及亲戚朋友信奉圣教，其中有他的女婿王室宗族灵邱王，据言灵邱王是朱元璋第十四代嫡孙。灵邱王信教后在高一志神父及岳父段衮的感化下把自己的王府赠送给教会，做为教堂。今天的绛州总堂即是灵邱王赠送教会的原址。段衮退居绛州城以后曾经担任高一志神父组织的“诸天神之后善会”的主要负责人。该会有会员40多人，多为绛州城热心的教友骨干。段公素以急公好义为己志，在高一志神父的影响下，不仅把住房给贫民居住，且供应膳食，从而引导人信奉圣教。他积极帮助高神父建立育婴堂，不时到城乡收集被遗弃的婴儿，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一次，有人告诉他有一个弃儿被活埋，段公不由分说立即赶去将弃婴救出。对于段公的美德，萧若瑟神父在其巨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一书中曾有详述：“段衮为绛州巨绅，既富且贵。与其弟段袭、段扆皆热心教友，为教内外所仰望。曾捐巨款，建圣堂一所，比邻不戒于火，致被延烧。段君处此，并不怨尤，怡然曰：‘是堂湫隘，不足当吾主圣心，请更建宏敞者。’于是鸠工庀材，另创一所，较前加丽焉，虽耗巨资，曾无吝啬。”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费赖之 著，梅乘骐，梅乘骏 译 ，上海教区光启社）
     乾隆直隶绛州志艺文志，载有段衮《段衮癸酉绛城定变志》一文，此文显示，为保护绛州城百姓，段公积极组织乡勇士兵，与贼寇展开殊死搏斗，真可谓鞠躬尽瘁、任劳任怨。在传教方面，段公帮助高神父更是不遗余力。一次稷山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无辜囚犯向段衮求助，帮他昭雪冤案洗刷清白。段公本着爱主爱人的精神，为营救该囚犯，四处奔波费尽周折，终于还那囚犯一个清白，使他无罪释放。段公见义勇为爱人如己的博爱情怀赢得了稷山县一带民众对天主教浓厚的兴趣，经过他不厌其烦耐心讲授基督信仰，很多人都愿意领洗进教事奉天主。后来，段公邀请高一志神父前来给这些渴慕真道的人授洗，仅一次就授洗70多人，后又有许多人信奉圣教。段公在高一志神父的传教工作中，可谓贡献颇大，时人称他和韩霖为高一志神父在绛州传教的左膀右臂。不独如此，段公对高一志神父著书立说亦多有帮助，高神父的许多中文著作大多都由段衮与韩霖校稿，诸如《神鬼正纪》、《修身西学》、《西学齐家》、《童幼教育》、《达道纪言》等皆由段衮和韩霖所校。段袭曾遵照兄段衮的嘱托，刻印艾儒略神父著的《三山论学》，以促进福传事业的蓬勃发展。他在《重刻三山论学序》中说：“为天主著书功大，为天主刻书功亦大也。夫著书功如日，自具真光，施照万有。刻书功如月，无光而传日光，以照万有。刻书功如月，无光而传日光，以照日之所不及照，而清辉彻夜，皎色亲人。又畴以其光从日借，遂薄月谓不光也哉？故刻书功与著书功并也。”可见他们当时传教心火之大。北京大学哲学系孙尚扬教授在其《1840年以前的中国基督教》一书中列有明末经利马窦等传教士较有成效的传教而接受洗礼的最知名的十二位基督徒，其中段衮排列第九。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在其《明末清初天主教绛州教区的发展及其反弹》一文中，亦谈及段氏家族在绛州教区发展史上始终保持完整的信仰，并说在多次教难中，教会的信仰传承主要靠段氏家族薪火相传。由此可知，高一志神父在绛州一带之所以能成功地展开传教工作并奠定山西教会的基础，这与段氏兄弟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段氏兄弟对高神父在山西教会的奠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与段衮一齐协助高神父在绛州开教的还有韩氏兄弟，即韩云、韩霖、韩霞三兄弟，在韩氏兄弟中，韩霖尤为著名。1997年11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绛县志》在古今人物中列有韩霖之名。韩霖（1596-1649）字雨公，号寓庵，圣名多默，韩重六世侄孙，绛州城内人。明熹宗天启辛酉（1621）举人。他的文章气势磅礴，书法效东坡和南宫，为人喜爱。15岁时跟着他哥哥韩云到江南昆山，太仓等地游历，与当地的名人傅东渤、文太青两先生结为知交，黄道周、马世奇等著名人士也对他很推崇。韩霖由是而驰名江东。他喜藏书籍，又有济世报国之志。韩公著作等身，有《守圉全书》、《铎书》、《绛帖考》、《神器统谱》、《二老清风》等书传世。韩霖受到热心西学的科学家徐光启的影响，在其师徐文定公的循循善诱下，由高一志神父接受洗礼。韩氏兄弟对高神父在绛州开教亦颇多贡献。
　　    高一志神父初到绛州暂居韩氏家中，韩家热情、礼貌、大方地款待神父们，但高神父要寻找一处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住处，以方便传教活动。当高一志神父在江西建昌传教时，韩氏兄弟即承诺给他一栋房子和一块菜地，供他建教堂。只是由于缺乏资金一时不能成行。恰在此时，韩云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他一边准备考试，一边又担心不能向天主还自己许的愿，因为他[U3]曾向天主承诺，如果他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就帮助教会建立一座教堂。1627年，他顺利通过考试，于是他为绛州的六位神父购买了一栋房子作为教堂，其中还带有一块菜地。韩霖的捐赠解决了教友祈祷参与弥撒缺乏聚会场所的问题。这是耶稣会在中国建立的第七个传教区。鉴于在南京的传教经验，高一志神父将开堂仪式作低调处理，在1627年12月18日晚上举行开堂典礼。第二天，就在新堂里举行弥撒。至1632年，绛州城的两个富有教友将教堂的祭台装修一新，全部镀上金。这个镀金的祭台一直用到1644年，直到被李自成捣毁为止。《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Fortunato Margiotti  O.F.M ROMA EDIZIONI“SINICA  FRANCISCANA”1958

平生著述

　　一、《教要解略》二卷，主要论及耶稣受难及救赎工程，在南京教难后居澳门期间所著。1626年初刻于绛州：1914年土山湾重印（1917年书目242号。）
　　二、《圣母行实》三卷，论述圣母的诞生、逝世及诸圣迹。第一卷行实。第二卷大德，分十端。第三卷赍人之恩，分十端，已言及圣母无染原罪。1631年刻于绛州，1798年刻于北京，土山湾有重刻本。（1917年书目第36号）初刻本有罗雅谷序。
　　三、《天主圣教圣人行实》七卷，内容为宗徒列传、教宗列传、致命圣人列传、圣妇列传各一卷。被逐居澳门时所作。1629年初刻于绛州（其中第一卷宗徒列传，1888年土山湾重印，编为《道原精粹》第七卷）
　　四、《四末论》四卷，四末即死亡、审判、天堂、地狱。
　　五、《则圣十篇》，一卷，1626年后刻于福州，卷首有孙元化序。其目录为：訾言有益、誉言乃损、苦难为吉、安乐则凶、济恶之谋还反自受，荣名随避者而避随者，君子无所忘敌，所避惟己慕世滋伪、梦毋近狂。
　　六、《十慰》，一卷，刻于绛州，内容为对十类遭难者的慰说，如子女夭折，丧夫丧妇，财产遭损，功名不就，事业失败，受人诬陷等。
　　七、《励学古言》一卷。
　　八、《西学修身》（又名《修身西学》）五卷，分十册，卫斗枢、段衮、韩霖同校。1630年后刻于山西，1923年第四次刻本。（1917年书目，附目第801号）
　　九、《西学治平》四卷，共十一章，谈王权本原、国体政体，认为专制王国为最善，谈王当有德，应仁慈爱民，行惠中节，用权守法，赏罚必公。（北京西什库天主堂刻有《民治西学》两卷，题高一志撰，疑即《西学治平》之节本，据悉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有《西学治平》等编。《民治西学》，今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旧馆）。
　　十、《西学齐家》五卷，杨天精、卫斗枢、段衮、韩霖校。卷一共二十页，卷二共三十一页，1624年刻。卷一：论定偶，择妇，夫箴、偕老、再婚等九章。卷二：童幼教育。
　　十一、《童幼教育》二卷，1620年刻本，由段衮、韩霖校阅、韩霖作序。该书可为中国第一部谈论儿童教育的专著，此书谈论教育子女，首先父母须从自我教育做起，因为父母的言行对子女有至深的影响。上卷分教育之原、育之功、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学之始、学之次、洁身知耻。下卷分缄默、言信、文学、正书、西学、饮食、衣裳、寝寐、交友，闲戏。足见范围之广。
　　十二、《寰宇始末》二卷，经学者重阅，由阳玛诺，傅汎济，罗雅谷三神父准印。
　　十三、《斐录汇答》二卷，“斐录”为西文哲学之音译。巴黎国民图书馆藏中国书籍新藏第3280号（Courant.书目，第3394号）
　　十四、《譬学警语》二卷，约刻于天启四年以后，崇祯十三年以前。
　　十五、《神鬼正纪》四卷。约在1633年刻于绛州，段衮、韩霖同校。
　　十六、《空际格致》二卷，韩云订，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库。收录在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这是一部高一志论及自然科学气象的专著，也可以说高一志神父在这一方面是引进西方气象学的第一人。在这部著作中论及火、气、水、土等四元行，以及有关天空及地上各种自然现象的解说。
　　十七、《达道纪言》一卷，巴黎国民图书馆，中国书籍新藏第3134号，北京大学古籍阅览室，也有台湾辅仁大学整理的《明清耶稣会士文献》。该书以类似《论语》的方式，以古希腊罗马历史上著名的仁人学士的格言为蓝本，编辑整理而成，由韩云纂述。崇祯九年（1639）韩云为序。
　　十八、《推验正道论》一卷，序题王一元、泰稳。徐光启校稿，书中引用中国古代的经典证明有一个唯一的真天主。
　　
结语
　　　　　　　　　　　　
　　　综观高一志神父在华二十余年的传教生涯，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其传教与著述可谓硕果累累。高神父在中国的传教生涯，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南京传教，时间为1605年3月初至1616年9月1日沈漼发动教难。之后，于1617年4月30日被流放到广州，1618年被解押至澳门。第二阶段是在山西绛州传教，时间为1624年12月底至1640年4月9日去世。高一志神父不仅在传教方面成绩斐然，在学术方面亦颇有建树。高神父博学勤勉、著作等身，为后世留下了极其宏富的文字遗产。椐统计他平生著有二十五部专著，在文学、历史、哲学、信理、伦理、教育、社会、政治、自然科学诸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他的学术见解和思想火花不仅对于中国教会的信仰传递，乃至对明清以降中国社会的伦理建设和教育理念都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持续着巨大的历史生命力。
　　　高一志神父作为耶稣会传教士，一方面努力实践利马窦以学术传教的上层路线，另一方面也积极投身于平民阶层，与普通民众交流，建立亲密的友谊，以有益于信仰的传递。同时他能够以敏锐的眼光洞察时局的瞬息变化，寻找向一切人传播福音的最佳契机。他于山西传教的十五年里，不辞劳苦、梯山航海，去探望教友，撒播福音的种子，在城乡山区到处可以看见他传教的身影。而他每次传教回来休养时，就又勤勉地著书立说，以文字来传递信仰。为他而言，积极有效地传播福音，让更多的人认识天主，加入基督的羊栈，就是生命的全部。处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应以高一志神父为表率，以传播福音为己职，努力弘扬圣教，用我们的生活和宣讲为基督作信仰的见证。
　　　
　　　
　　　
参考文献：
　　⑴《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法]费赖之 著，根据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32年印行的法文本译书，梅乘骐，梅乘骏 译 ，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11月出版。
　　⑵《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 著，中华书局出版。
　　⑶《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法] 荣振华 著，耿升 译。中华书局出版。
　　⑷《天主教传行中国考》，萧若瑟 著，台湾商务出版社。
　　⑸《庞迪我与中国》，张铠 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林仁用  徐晓望  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
　　⑺《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张国刚 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⑻《中国天主教文选》，张泽 编著，河北信德室出版，2003年11月。
    ⑼《传教士与中国科学》，曹增友 著，
　　⑽《中国基督教史略》，[韩] 李宽淑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⑾《山西天主教自始至1738年》Fortunato Margiotti  O.F.M ROMA EDIZIONI“SINICA  FRANCISCANA”1958
　　⑿（《破邪集》卷一 ）郑安德 编,载《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An Expository Collection of the Christian Philosophical Works of Ming－Qing China），修订再版第五十七册，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内部出版，2002年。
　　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东方出版社出版，1996年。
　　⒁《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  [法]  谢和耐 著 耿升 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3年8月第一版。
　　⒂《中国基督教史纲》王治心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