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大爱无垠

    冬天的夜来得太快，似乎太阳刚刚落山，夜就来了。电脑上QQ弹出同事的留言：“杨老师现在身体非常虚弱，脑梗也在加重，左侧身体已经不能移动，只能小口小口地喝水，说话的声音也非常微弱，而且今天他说他的骨盆很疼。”
    看到这里，我的泪水不由的从眼角滑落。记忆把我带到今年年初，第一次到杨道公老师家拜访的情景——一个笑眯眯的特别和善的老人，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吃水果，捧来一杯热水，然后，将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我当时看老先生的气色，怎么也不相信他是一个罹患绝症的老人。

爱心老人——杨道公先生

陋室铭

    杨道公先生今年80岁，是上海市杨浦区一名退休教师，也是杨浦堂区一位虔诚的教友。一生经历坎坷，行善无数，很多人用“圣人”来赞誉他。本堂牛素青神父这样形容他：生在世俗中，但不像世俗中的人，人格非常高尚。
    杨老师为人极其低调，他谦虚地说自己没有做什么，不值得报道，最终我们解释说采访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使更多人行爱德和恭敬天主，他才最终答应了这次采访。
    杨道公老人的家位于一个典型的80年代风貌的上海住宅小区。楼房的窗子上撑出无数晾衣杆，各色被单、衣物用这种接地气的晾晒方式展示在阳光下。杨老先生家住在这幢建筑的第六层。
    屋内的布置有不少年头，暗红色窄条地板和米色壁纸已经出现一些磨损和脱落，阳光穿过窗户洒满小屋，暖暖地照在一张仅够一人栖身的小床上。卧室里找不到一处空闲角落，入口处摆放着一台老式电脑和一架钢琴，书架上的书摆放得满满当当。
    房间最醒目的位置挂着一幅行楷书法作品，是圣经上格林多人前书第13章论述“爱”的部分：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无礼的事，不求己益，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永垂不朽。“这是杨老师的座右铭。”杨道公的学生俞晓芳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感慨地说，“这些文字作为他一生为人的真实写照一点都不夸张。”俞晓芳也已年近古稀，他是1957年杨道公在上海民青中学教过的学生。佐证杨道公老人一生以爱为铭的例子，俞晓芳一说一大把，“我们班上有一个男同学，家里人口很多而且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是班里生活最拮据的。他只有一条打满补丁的裤子，冬天上海很冷的啊，杨老师看到了，就把自己身上的绒裤脱下来，给了这位学生穿。那个年代，人们日子过得都很苦，杨老师自己也只有那一条绒裤，他送给学生，自己整个冬天就要受冻。”正因为从初中就接触到“爱人如己”的杨老师，俞晓芳等很多杨道公的学生几十年来一直追随在老师身边。
    “我三叔是这世上少有的好人。”杨道公的侄子杨柳青这样评价他的叔叔。“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三叔遭到过很多打击，但是他很乐观，一直给我一个‘强人’的印象，而且在他很潦倒的时候还经常激励我，关照我。”杨柳青回忆：“几十年来，三叔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省吃俭用，几乎将自己所有的收入都用来帮助别人了。前几年更立下遗嘱要将自己的财产与房子捐给教会慈善机构用以帮助穷人。对于三叔的决定，作为晚辈，我们全家都尊重他的选择和信仰追求。”
    “我觉得我三叔这辈子不是为哪一个人活着，而是为他的信仰和大家而活。他的心里总是想着别人，我理解三叔，所以也尊重三叔的决定。”杨柳青动情地说。

再皈依——加入大公教会

    1934年3月9日，杨道公生于一个虔诚的基督新教家庭。他的父亲杨仁寿，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民主人士。父亲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杨道公与他的哥哥姐姐均受教于教学质量高的教会学校。那时母亲最常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在学校里千万不要摸人家口袋”，因为就读这些学校的多是贵族子弟。因父亲笃信基督教，总会要求孩子们背诵一些圣经章节，所以杨道公在小学时就养成了每天看圣经的习惯。
    接触到天主教会是1948年，那一年他到二姐就读的北平（北京）辅仁大学参观，杨道公回忆说，当时有几位圣言会神父在学校服务，神父带着他们去颐和园划船，给他的童年留下美好的记忆。不过真正接受天主教会的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却是五年后的事情了。1950年，杨道公随父母居住在河南开封，就读于刚刚被国家接管的教会学校华阳中学。当时学校的宗教气氛还很浓，很多修士仍在学校读书，在那里他还结识了对他的信仰有启蒙意义的米兰外方传教会的高牧灵神父。杨道公坦言自己曾经对天主教的修道人持有偏见，以为他们是因为生活不顺利或是受到刺激才去修道，但当他走进神父居住的院子看到那些外国神父后，发现“这些人每天开开心心的，又对人彬彬有礼，长得也蛮英俊，不像讨不到太太的样子。”得知神父们来自米兰，他就更犯嘀咕：米兰是多么令人向往的都市，气候适宜，生活闲适。这些人放着这么好的条件不要，跑到灰尘这么大的北方干什么呢？中文这么难学，这些外国人怎么可以说得这么好？带着一连串的问号，杨道公开始频繁地去找高牧灵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聊天，并慢慢开始重新审视信仰。
    “我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选择加入天主教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天主教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这是从圣书上学到的；第二是受神父们善良、行为端庄的品格所吸引。”杨道公回忆，去找高神父探讨道理前，他发现这位神父每次都会为他祈祷，他还观察到每次神父读经时，指甲都修剪得很整齐，做事情很有节制，生活也都是规规矩矩的。
    “信天主教的主意已定，我打算先服从天主的安排，再听从人的安排。于是我给父亲写了封信，把要加入天主教会的事情告诉了他。”杨道公的父亲得知这件事，感到吃惊，但也没有责怪儿子，而是找到一位圣公会的主教询问。主教告诉他，你的儿子现在已经成年，他明白自己的选择，随他去吧。
    1953年，杨道公在上海天主教若瑟堂举行皈依礼仪，正式加入大公教会。那个时代国内的大环境已经开始剧变。
 

杨道公和他的两位学生，王敏娟（左） 俞晓芳（右）

与信仰飘摇相伴的人生

    加入天主教会时，镇反运动已经呈现了扩大化，教友们参与弥撒都十分困难，杨道公已想到自己未来的道路不会太好走。
    1955年下半年，已经在浙江医学院读医学三年级的杨道公赶上了第一次大风波。随后各所高校都开展了一系列斗争。当时学校里三名熟识的教友同学被捕，学校通报他们为“国际特务间谍”，次日，学校青年科派人找他谈话，要他与那些同学划清界限。“这几位同学我的确都认识，接触中我没有发现他们做坏事，他们都是很善良热心的人。”杨道公如实说明了自己对几位同学的认识，没想到却引起对方的勃然大怒。由于思想问题，学校要其在学校的批斗大会表态，杨道公老老实实地说：“我站稳基督的立场、站稳人民的立场！”结果可想而知，人人都把他当作了异类。杨道公很痛苦，夜晚他一遍遍地念着玫瑰经，问圣母“母亲啊，是我做错了吗？”
    “国家是需要医生的，你看你已经读到三年级了，应该有所认识。”一位阅历丰富的调干生提醒杨道公。杨道公给他举了个例子：“如果某时某刻，人家说你做了什么坏事，而我跟你在一起，你明明没有做，你说我该怎么说话？”“你这样下去前途是悲惨的……”其实，不管前途怎么悲惨，杨道公已做好准备，“既然选择进入教会，就跟着耶稣走，背起十字架一直走下去。”谈话无果，三天后杨道公被关进监狱。
    进了监狱，杨道公反而轻松许多，甚至感到荣耀：终于可以为信仰作证了！1956年，杨道公被保释出来，但因为在狱中没有积极认错，学校拒绝让他复学，本打算“不为良相，亦为名医”的杨道公只能去寻找代课老师的工作，当时学校里哪个老师有事，杨道公就去顶替，数理化、英语，他全部都教过，代课老师的工作一干就是15年，前面提到的俞晓芳就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
    生活还没有着落，历史的车轮又转到了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杨道公因“落网的右派”罪名被下放到“牛棚”劳动改造，“我父亲当时也被打成右派，在文革期间去世。”杨老先生在讲述中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轻描淡写地带过，仿佛自己并未受到什么伤害。
    当时杨道公借住在俞晓芳家，他被抓去批斗的情形，给俞晓芳的弟弟俞世芳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群红卫兵冲进我家，揪着杨老师的头发就往外面拖，然后把推到一个高台上，给他戴上帽子，按着他的头，杨老师却将自己的头高高仰起，别人按下去，他又抬起来，看着天……我那时还很小，但是看着杨老师，我却非常佩服他，感到一股正气。”
    1978年4月15日一早，要到学校去做化学实验的杨道公刚一开门就遇上了来找他的警察。“你被捕了。”“哦。”杨道公平静地应道，没有任何争辩地跟随警察去了牢房。自从上次被保释，杨道公总有一种还会进去的预感。“1381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杨道公摇摇头，这次他的编号与上次入狱时一样，连看管他的班长也是同一个人。
    1979年年底，公安部来文宣布杨道公系错捕，叛昭雪。1980年，杨道公被分配到上海市昆明中学，再度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上主的园丁

    那一年，杨道公已经46岁了。当时不断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但都被他婉言拒绝，他自己进过两次监狱，怕以后会耽误别人的幸福。
    杨道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生们身上。“圣经上就有告诫人们，如果把孩子带坏了，倒不如把一块驴拉的磨石系在脖子上，沉在深海里。（参谷 9：42）孩子们是天主的产业，我有责任爱护好每一个孩子。”对学生的学业，杨道公极其用心，哪名学生的知识没有掌握，他都耐心讲解，而且经常利用自己的时间给学生免费补课。学生的生活，他也格外关心，对家庭情况困难的学生，经常会倾囊相助。很多学生的作文都以“我的老师”为题 ，来描写杨道公老师对学生的好。
    几乎每年，杨道公都会得到“先进教师”的称号，与杨老师熟识的上海教友陶倍融回忆：“当时物资很匮乏，学校会发给先进教师一些奖品，杨老师就贴了一张大字报出来，上面写着‘现在有几样东西：毛毯、电视机票、大米……谁要这些东西找我。’我记得当时是五样东西，他都送给别人了。”同学校的老师、区里市里认识杨道公的老师，都觉得他这个人好得没话说，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1989年教师节，杨道公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退休后，杨老师比在学校的时候还要忙，他办起了免费的家庭英语补习班，并特别说明下岗职工子女优先报名。每天日程排得满满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每组课程他都要分别备课。德高望重，又不收学生一分钱，几乎全社区的孩子都跟他补过课。
    杨道公不仅教学生们英文，还把天主的圣言介绍给他们，在他的家里，孩子们一进门就能看到十字架，而且每节课开始之前，他都要求孩子们先念一篇圣经，虽然杨老师没有分析太多这些圣经章节中的道理，但圣经上促人向善的话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杨老师还经常带学生去教堂参与英文弥撒，他的学生即便不是教友，也会背诵英文的天主经。
    “每年圣诞节，跟杨老师补课的小孩都要开心死了，因为杨老师会给所有的学生准备圣诞礼物。”杨道公的另一位学生王敏娟就住在杨老师楼上，对杨老师免费补课的事情非常了解。不只圣诞节，他的学生考上大学的、大学毕业的、出国留学的，杨老师都会送一本英汉对照圣经给他们。王敏娟说，杨老师对生活困难的学生会更关心，“楼下有一家看脚踏车的是外来工，在上海很不容易，杨老师逢年过节都会买来很多东西送给他家的小孩吃。”
    “信仰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分辨和选择，我不会给学生们任何压力，只是每天都为学生们祈祷，为他们祈求圣神的光照是我的责任。”他的学生到底有多少领洗进教了，杨道公并没有统计过，不过俞晓芳和王敏娟的进教都是受到他们老师的影响，两人信仰都非常热忱，“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他们如同子女一般贴心照顾杨老师的生活。
 

2013年10月，杨道公先生应邀在信德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城市化与移民及牧民”研讨会上做分享。

含泪播种 含笑收获

    2008年年底，杨道公被确诊为多发性脊椎瘤（白血病的一种）。得知老师住院的消息，一百多位杨道公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到上海市新华医院，医院的医生很不解，为什么每天会有那么多人来病房探望他。杨老师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孩子们，住院的前几天还在为学生们免费补课，俞晓芳与医生们讲了杨老师的事迹后，连医生都感叹：现在像杨老师这样的人社会上太少了！
    一提起叔叔患病的事，杨柳青就感到很心酸，因为自己住在武汉，不能经常到上海看望叔叔，每次叔侄俩通电话时杨道公总是报喜不报忧，告诉侄子不要担心他，只管好好工作就行了。杨老师患病住院后，杨柳青赶到医院看望，叔叔对他说：“你做好工作比什么都重要。”杨柳青说：“叔叔没有子女，现在患了病也没人守在他身边，一想到这些就觉得他太可怜了，每次联系他，总说自己很好，生怕拖累别人。”
    住院期间，杨老师的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每人轮流为老师做饭并照顾他一天。“我一生孤家寡人，但我感谢天主，赏给我一切，让我什么都不缺。”知道自己身患绝症，杨老师仍整天笑容可掬，十分满足的样子。杨道公的学生说“现在我们老师爱人的劲头比以前还要大！”患病后他听说自己五十年代教过的一个学生患了肺癌，就赶紧把学生们买给他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差人送去。
    病情稳定出院后，杨道公向昆明中学及所属居委会留下声明：本人（死后）现有衣物火化，不留骨灰；谢绝赠送花圈，谢绝举行追悼会。患病六年多了，杨道公坚持祈祷和参与弥撒，他说现在自己活过的每一天都是赚到的，是天主的白白赏赐。
    陶倍融说，其实杨老师患病很大程度上跟他缺乏营养有关，他对别人很大方，但对自己却是“抠门得不得了”。陶老师指着杨老师脖子上的围巾说，“你看他这条围巾多旧了，我已经看到他戴了好几年。前不久我买了一条羊绒的围巾给他，结果他问我这条围巾他可不可以转送给别人。我就知道他太好心，如果同意他肯定会送人的！再看杨老师的这个眼镜，连眼镜片都不给修了，一直舍不得买新的！还有他的鞋，从来都是在市场上买二十几块一双的穿，有一次他买了两双，一双是二十多块的，另一双是一百多块的，我问他怎么舍得买一百多块的鞋了，结果杨老师说那一双是送给别人穿的。”
    患病后，每年杨道公老师总免不了去医院复查，朋友、学生总是自愿守候在杨老师身边，大家一起演绎以爱还爱的动人旋律。
    寇贤医生与杨老师是世交，比杨老师小9岁的她称杨老师为“道公哥哥”，在她心目中杨老师是个正直、守信的人，“我们两家人从上一辈就非常要好，尽管道公哥哥年轻的时候遭遇很多，但是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到我家看望我的父母。最让我感动的是我的母亲过世前最后一年，他每个星期都要看望，临终时他就在跟前守着。”由于自己是医务工作者，寇贤医生对这位老哥哥的健康情况格外关注，今年10月中旬，寇医生到杨老师家探望他时，发现杨老师有中风迹象后，果断送杨老师到医院治疗。
    从今年春天开始，杨老师的身体又开始走下坡路，白血球开始增多。他需要吃一种非常昂贵而且只能从国外才能买到的药来提供营养。
    这种药药效很显著，同病房的血液病患者非常羡慕，杨老师就总给别人吃，甚至拿整瓶药要送给对方，在一旁看护的俞晓芳着急了：“这个药太贵了！我每年要托人托半年才能搞到一两瓶，一瓶也只够吃上一个月，杨老师看到别的病人可怜就要把药送别人，也不管自己的身体，我可得管着他！”俞晓芳与杨老师情同父子。
    11月11日，在上海温州教友团体徐民力弟兄等协助下，杨老师转院到上海市第一康复院，由于脑梗的扩散与白血病的双重原因，他已经不能行走，而且经常嗜睡。这次住院，仍然有很多人来看望他，神父、教友、还有学生们。护理杨老师的护工权阿姨也感到这位老人不一般，“杨老师真是个好人，心里总装着别人。
    每次有人看望杨老师时，他首先想着这些看他的人，要给他们安排吃饭。人们给他送来水果他总是叫我来吃，让我也带走一些。”
    信仰虔诚的他，今年6月，趁着病情稍稍平稳，就要学生带他到佘山朝圣。如今在病房，杨老师的信仰热情没有丝毫消退，他让人从包里找出自己随身携带的圣母像摆在床头，清醒的时候就会找念珠套在手上，诵念圣母经。
    本堂牛神父了解老人的心思，每天都安排一位修士给杨老师送圣体。牛神父说：“杨老师为信仰的缘故，独身一生，作为他的本堂神父更要关心他。现在除了每天为他送圣体，我们堂区的祈祷小组每天都为杨老师念玫瑰经，希望在天主的陪伴中，杨老师可以更有力量面对病痛，不断经验到生命中天主的临在。”
    还有更多人在为杨老师祈祷……上海教友们听说了杨老师的故事，也在关心着这位老人。住院期间，在上海的温州教友团体、永年教友团体以及众多上海本地的教友纷纷去医院探望。陶倍融的妹妹陶倍玲说：“对自己的病痛，杨老师没有焦虑不安，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把自己的一切交托在天主手中，愿意接受天主的任何安排，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走向人生的终点”。
    “多年来，这么多学生、这么多朋友，还有亲人，大家不分信仰，不分区域地围绕在杨老师身边，形成了一个爱的团体。我们以前是跟这位老师学习知识，如今我们是来学习他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人情冷漠、道德滑坡的今日，一位孑然一身的老人是用什么魅力吸引了这么多人？又是如何感动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认真地想一想了。”
    近年来一直与杨老师多有交往的张士江神父这样提醒杨老师身边的亲朋。他感慨地说：“作为亲朋、学生和晚辈，能认识杨老师是我们大家的福气！
    在关心和照顾杨老师的同时，我们要尊重他的人生选择，思考他的信仰追求，更要传递他的大爱！如果这个爱的接力棒可以传递下去，这可能是对这位躺在病床上还在想着照顾别人的前辈的最好安慰、尊重和回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