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至亲父亲
2007-09-29 10:10:41 作者：上海耶稣圣心堂 徐茜茜 来源：信德报（315期）
我是个幸运儿，有两位父亲。一位是生我养我的父亲，另一位是我的义父———主内耆宿董太和教授。
我的两位父亲是我生命中的骄傲！他们虽然家庭出身各不相同，但却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的专长都与颜色有关,我生父是印染厂的当家配色工，而义父则是国际著名色度学家；二是他们都是常年荣主爱人的身体力行者。
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世代信奉基督的老教友家庭，由于父母早逝，11岁成了孤儿，是教会神父领养了他，并在教会学校念书。父亲聪明过人，7年的学业4年就读完。为了养家糊口，他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外出打工。父亲的一生坎坷，经历了很多挫折,但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性格很刚强。当我还没记事时,母亲就已早早离我们而去，父亲带着我姊妹俩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谋生。在上海举目无亲，三人同住在单位的男宿舍里，同睡在一张单人床上。父亲上夜班时，半夜总要回来看一看，冬天看我们有没有蹬掉被子，夏天看我们有没有踢开蚊帐。
我们长大了，不能在宿舍住了，单位分给父亲一间小小的阁楼，可父亲依旧住在单位的宿舍里。父亲对我们的学习严格要求。有一次开家长会，老师告诉父亲说我上课不认真，气得父亲回家让我跪在洗衣板的槽面上，让我反省。
父亲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孩子。我们的衣服父亲自己做，我的辫子父亲帮我扎。同事们提议：“你只有三十几岁何不续娶一个妻子呢？”父亲坚决地说:“如果娶了妻子，我的孩子可能会吃苦”。
父亲又当爹又当娘，布衣粗食，由于父亲长期克勤克俭，以至在2005年6月1日病倒住进了医院。
在CT室外，我和姐焦急地等着，等着医生给我们的答案。CT室门开了，医生叫我们进去。医生指着电脑屏重复地说：“为什么不早来看，太晚了”。看见屏幕上父亲那肿大的肝脏、肾脏、膀胱等，肿瘤形成的血液回声区已遍及整个内脏。我晕了，感觉天旋地转。曾经的哺育，曾经的关怀，曾经的教诲，曾经的爱抚，一起涌上心头。为了不让父亲察觉，我们只能强忍着悲伤……
2005年7月23日的早晨，父亲无神的眼睛望着我，好象要说什么。我伏身把耳朵贴在父亲的嘴边，聆听他最后的话语。父亲让我多看“信德”，要我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的人。我还来不及答应，亲爱的父亲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一瞬间我感觉天塌了......父亲走了,还没有好好享受人生，就走了。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写字台抽屉里有一叠汇款单，500至2000元不等，从1989起至2005年3月每年一至二张，收款地址也各不相同。我突然想起父亲临终时对我说的话语，为什么要我看“信德”，因为上面常常登载着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终于明白父亲的心事，父亲是要把他的爱传递下去啊！父亲每月退休工资并不高，可对需要帮助的穷人，他总是慷慨解囊。
父亲走了，走得那样的匆忙。父亲在世时我们没有好好的珍惜父爱，失去时才知它的珍贵。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不能自拔，整天魂不守舍......。
也许是上主给我的恩典。在我“失父之痛”最迷茫无援的时候，天主赐给了我一位可亲可爱可敬的义父。
那是1998年4月，我随上海四十多个教友组团去杭州朝圣，受到热烈欢迎。那时董太和大伯担任领导工作，我们虽是初见，但双方都有着无可名状的亲切感。巧的是他幼年时的家与我父亲住处在同一条路上，对我父亲所住的里弄了如指掌，而更令人可亲的是他幼时又是虹口耶稣圣心堂的教友———他离开上海已有五十年了，因此交谈时十分融洽。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交,互寄贺卡、互赠纪念品，从写信到网络经过了3650多个日日夜夜，从十年前的相识到相知再到成为我的义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天主安排的，是天父赐的爱。
董大伯的一生更是曲折不平。1916年出生在一个富有老教友家庭的他，1934年毕业于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上海教会名校“圣芳济学院” (现为北虹高级中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40年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上海解放后，由浙江大学调入上海从事人民海军的建设工作。1954年又调回浙大筹设新学科。反右运动戴上右派“桂冠”，连同文化大革命，共遭受了22年的非人生活。好不容易苦尽甘来，又因长期奔波于全国各地作学术活动，过度疲劳而于1989年圣诞前夕紧急住院，被查患了M5b型白血病。面对这不治之症，董大伯没有惧怕而是放宽胸怀，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与病魔做斗争。他乐观、坚强，把所以的一切都交付于天父来安排,坚持信望爱三德。两年后奇迹出现，他的白血病痊愈了，至今已有17个年头了,未出现后遗症或反复现象！
他的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该是二老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可是董大妈终因操劳过度于2004年4月13日心脏病复发蒙召回归天乡。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只在那年杭州朝圣弥撒礼中与董大妈—我的德兰义母匆晤一面，两地遥隔，未能再叙！义父自撰的挽联是“一生相勉我难忘 半世艰辛君独当”，于此可见他们情爱之深!
那年董大伯因心血管病于圣诞前几天住院，我通过电话向他问候，他说今年无法参与子夜弥撒了，我说我会在弥撒中为你祈祷的。他激动地说：“你真像我的小女儿”。听到此言，我心头突然一颤，好像圣神在拨动我的心弦一样，我情不自禁地说“你就像我的亲dad”。从此“小女儿—dad”就成了我们之间的称呼！ 论年龄，他可以做我的爷爷(事实上他家早已“四世同堂”了)；论师辈，可以是我老师的老师，可是他却是那样的平易近人。
一位九十出头的老人，依旧是那样的进取向上，心灵仍是那样年轻。为感谢天主给的第二次生命,他决心要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教会作贡献。所以在光启社的《天主教研究资料汇编》上时常可读到他的富有启发性的文章。光启社社长姚景星神父最近给他的信中说：“你博学多才，不但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教会的知识上也有很大的贡献，我十分钦佩你。……”
我为我有这样的义父而感到幸福、骄傲。痛苦时我向他倾诉，遇到困难时我会得到他的帮助，高兴时我会获得他的勉励。
我也祈求我能像二位父亲那样为教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今年初春。教我画图画的郁沛然老师接受本堂牛神父的委托，为杨浦区和平之后圣堂的全部窗户配上彩色塑片窗花，因为郁老师是有20多年做窗花经验的专家。由于郁老师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他将此任务交给了我。我心中很有畏难情绪，由于在花样设计、颜色搭配、施工方案等方面都是第一次。通过网络我不断受到义父细微的指导，在制作过程中遇到颜色搭配的难题时，我又通过网络请教义父。在义父和郁老师的指导下,在堂内教友的协力工作下,包括牛树青神父带领、修士、修女的亲自动手,只用了四个月时间把全堂的窗玻璃贴花任务保质保量完成，比预期提前了2个月。全堂宛如装上古典彩色玻璃那样的庄重、美观，获得大家的赞许，也提高了自己的信心。
义父不仅关心我的生活，而且对我的素质教育也是诲人不倦。虽然分处沪杭两地，但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通过网络交流福传和工作，使我获益不浅。
董大伯于我，虽非生父，却如生父！
我没有得到过母爱，但天主是公平的，他赐给我双倍的父爱。我感谢我的亲生父亲，他给了我生命，把我培养成人；我也感谢义父，他给了我无私的爱和多方面的教育。
我无以回报，只能祈求天主福佑父亲早登天乡，获享永福，祈求天主保佑义父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快乐，晋寿百岁。
我的两位父亲是我生命中的骄傲！他们虽然家庭出身各不相同，但却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他们的专长都与颜色有关,我生父是印染厂的当家配色工，而义父则是国际著名色度学家；二是他们都是常年荣主爱人的身体力行者。
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世代信奉基督的老教友家庭，由于父母早逝，11岁成了孤儿，是教会神父领养了他，并在教会学校念书。父亲聪明过人，7年的学业4年就读完。为了养家糊口，他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外出打工。父亲的一生坎坷，经历了很多挫折,但他是个乐观主义者,性格很刚强。当我还没记事时,母亲就已早早离我们而去，父亲带着我姊妹俩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这个大城市谋生。在上海举目无亲，三人同住在单位的男宿舍里，同睡在一张单人床上。父亲上夜班时，半夜总要回来看一看，冬天看我们有没有蹬掉被子，夏天看我们有没有踢开蚊帐。
我们长大了，不能在宿舍住了，单位分给父亲一间小小的阁楼，可父亲依旧住在单位的宿舍里。父亲对我们的学习严格要求。有一次开家长会，老师告诉父亲说我上课不认真，气得父亲回家让我跪在洗衣板的槽面上，让我反省。
父亲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孩子。我们的衣服父亲自己做，我的辫子父亲帮我扎。同事们提议：“你只有三十几岁何不续娶一个妻子呢？”父亲坚决地说:“如果娶了妻子，我的孩子可能会吃苦”。
父亲又当爹又当娘，布衣粗食，由于父亲长期克勤克俭，以至在2005年6月1日病倒住进了医院。
在CT室外，我和姐焦急地等着，等着医生给我们的答案。CT室门开了，医生叫我们进去。医生指着电脑屏重复地说：“为什么不早来看，太晚了”。看见屏幕上父亲那肿大的肝脏、肾脏、膀胱等，肿瘤形成的血液回声区已遍及整个内脏。我晕了，感觉天旋地转。曾经的哺育，曾经的关怀，曾经的教诲，曾经的爱抚，一起涌上心头。为了不让父亲察觉，我们只能强忍着悲伤……
2005年7月23日的早晨，父亲无神的眼睛望着我，好象要说什么。我伏身把耳朵贴在父亲的嘴边，聆听他最后的话语。父亲让我多看“信德”，要我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的人。我还来不及答应，亲爱的父亲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一瞬间我感觉天塌了......父亲走了,还没有好好享受人生，就走了。
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写字台抽屉里有一叠汇款单，500至2000元不等，从1989起至2005年3月每年一至二张，收款地址也各不相同。我突然想起父亲临终时对我说的话语，为什么要我看“信德”，因为上面常常登载着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终于明白父亲的心事，父亲是要把他的爱传递下去啊！父亲每月退休工资并不高，可对需要帮助的穷人，他总是慷慨解囊。
父亲走了，走得那样的匆忙。父亲在世时我们没有好好的珍惜父爱，失去时才知它的珍贵。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不能自拔，整天魂不守舍......。
也许是上主给我的恩典。在我“失父之痛”最迷茫无援的时候，天主赐给了我一位可亲可爱可敬的义父。
那是1998年4月，我随上海四十多个教友组团去杭州朝圣，受到热烈欢迎。那时董太和大伯担任领导工作，我们虽是初见，但双方都有着无可名状的亲切感。巧的是他幼年时的家与我父亲住处在同一条路上，对我父亲所住的里弄了如指掌，而更令人可亲的是他幼时又是虹口耶稣圣心堂的教友———他离开上海已有五十年了，因此交谈时十分融洽。从此我们成了忘年交,互寄贺卡、互赠纪念品，从写信到网络经过了3650多个日日夜夜，从十年前的相识到相知再到成为我的义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天主安排的，是天父赐的爱。
董大伯的一生更是曲折不平。1916年出生在一个富有老教友家庭的他，1934年毕业于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上海教会名校“圣芳济学院” (现为北虹高级中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40年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上海解放后，由浙江大学调入上海从事人民海军的建设工作。1954年又调回浙大筹设新学科。反右运动戴上右派“桂冠”，连同文化大革命，共遭受了22年的非人生活。好不容易苦尽甘来，又因长期奔波于全国各地作学术活动，过度疲劳而于1989年圣诞前夕紧急住院，被查患了M5b型白血病。面对这不治之症，董大伯没有惧怕而是放宽胸怀，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与病魔做斗争。他乐观、坚强，把所以的一切都交付于天父来安排,坚持信望爱三德。两年后奇迹出现，他的白血病痊愈了，至今已有17个年头了,未出现后遗症或反复现象！
他的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该是二老安度晚年的时候了，可是董大妈终因操劳过度于2004年4月13日心脏病复发蒙召回归天乡。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只在那年杭州朝圣弥撒礼中与董大妈—我的德兰义母匆晤一面，两地遥隔，未能再叙！义父自撰的挽联是“一生相勉我难忘 半世艰辛君独当”，于此可见他们情爱之深!
那年董大伯因心血管病于圣诞前几天住院，我通过电话向他问候，他说今年无法参与子夜弥撒了，我说我会在弥撒中为你祈祷的。他激动地说：“你真像我的小女儿”。听到此言，我心头突然一颤，好像圣神在拨动我的心弦一样，我情不自禁地说“你就像我的亲dad”。从此“小女儿—dad”就成了我们之间的称呼！ 论年龄，他可以做我的爷爷(事实上他家早已“四世同堂”了)；论师辈，可以是我老师的老师，可是他却是那样的平易近人。
一位九十出头的老人，依旧是那样的进取向上，心灵仍是那样年轻。为感谢天主给的第二次生命,他决心要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教会作贡献。所以在光启社的《天主教研究资料汇编》上时常可读到他的富有启发性的文章。光启社社长姚景星神父最近给他的信中说：“你博学多才，不但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教会的知识上也有很大的贡献，我十分钦佩你。……”
我为我有这样的义父而感到幸福、骄傲。痛苦时我向他倾诉，遇到困难时我会得到他的帮助，高兴时我会获得他的勉励。
我也祈求我能像二位父亲那样为教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今年初春。教我画图画的郁沛然老师接受本堂牛神父的委托，为杨浦区和平之后圣堂的全部窗户配上彩色塑片窗花，因为郁老师是有20多年做窗花经验的专家。由于郁老师年事已高，又体弱多病，他将此任务交给了我。我心中很有畏难情绪，由于在花样设计、颜色搭配、施工方案等方面都是第一次。通过网络我不断受到义父细微的指导，在制作过程中遇到颜色搭配的难题时，我又通过网络请教义父。在义父和郁老师的指导下,在堂内教友的协力工作下,包括牛树青神父带领、修士、修女的亲自动手,只用了四个月时间把全堂的窗玻璃贴花任务保质保量完成，比预期提前了2个月。全堂宛如装上古典彩色玻璃那样的庄重、美观，获得大家的赞许，也提高了自己的信心。
义父不仅关心我的生活，而且对我的素质教育也是诲人不倦。虽然分处沪杭两地，但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通过网络交流福传和工作，使我获益不浅。
董大伯于我，虽非生父，却如生父！
我没有得到过母爱，但天主是公平的，他赐给我双倍的父爱。我感谢我的亲生父亲，他给了我生命，把我培养成人；我也感谢义父，他给了我无私的爱和多方面的教育。
我无以回报，只能祈求天主福佑父亲早登天乡，获享永福，祈求天主保佑义父身体健康，平安、幸福、快乐，晋寿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