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的“中为洋用”
2003-05-02 11:15:46 来源：信德报(第181期)
１６世纪中叶，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２８年里，不但在中国沿海城市立稳了脚 ，而且长驱直入，深入中国腹地，甚至连大明万历皇帝的禁苑大内也有了为数不少的天主信徒。不过，赖于那时大明王朝的综合国力，使利玛窦华夏播教的成功与其派出国殖民扩张的意图南辕北辙。时至今日，反观利玛窦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与民众接受习惯的“中为洋用”的传教方式，是发人深省，很值得借鉴的。
利玛窦，１５５２年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塞拉塔城。自幼就读教会学校，后来进入罗马学院攻读拉丁文、哲学、天文学。１５７９年被派往印度果阿和柯钦传教。１５８２年８月，到达葡萄牙占领的澳门。此前，利玛窦仔细分析了其他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失败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观察，初步拟定了叩开这一古老国度大门达其传教目的的可行性计划与具体步骤。
首先，他摸清中国人的生活习性、人文传统，然后一改往日传教士的傲慢独尊，主动缩短与中国人的距离。他刻苦学习汉语，结交下层中国朋友及消息灵通的客商，在其引导下，１５８３年（万历十一年）９月，一身明代普通士子装扮的利玛窦顺利进入广东肇庆。
利玛窦的居室一应中国陈设，他喝碧螺春，用竹筷吃中国饭菜，演习儒家礼仪，定期参加当地的祭孔大典，用自鸣钟、多棱镜、望远镜、西洋琴、地球仪、世界地图等西方特有的“技巧之器”赢得知识阶层的好感和拥护。这些对中国文化设身处地的学习研究，使利玛窦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体悟这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因此他进一步着手天主教的“中国化”，他尝试用一种习惯于中国人的方法来诠释宣传天主教义。他很聪明地想起中国人崇拜的孔圣人及贯穿其思想体系的儒家经典。其于此，他精心撰写了足以让西方教众瞠目的“深通汉学，著作典雅晓畅”的《天主实义》。
请看节录：“事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年，将受劂明，明昭上帝。’商颂曰：‘圣敬曰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柜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卷第二篇）
我们暂且不管中国典籍内的“天”、“上帝”与天主教所讲的“天主”、“上帝”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品读至此，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利玛窦这种“六经注我”式的“中为洋用”破天荒的创举。恰恰正是这一创举松动了天主教固有的严格框定，使之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融为一体——就这样，一个古老民族由于历史久远、传统积淀深厚而造就的保守、谨慎和封闭的心灵，在这个民族所崇拜和依托的“孔圣人”的感召下，向外坦然打开了。
利玛窦成功了。
他先后在韶关、南昌、南京等地留居传教。于１６０１年（万历二十几年）二次进京，谒见万历皇帝，万历对其所献诸般奇器颇感兴趣，继而默许居京传教。
１６１０年（万历三十八年）５月１１日，利玛窦病逝北京。万历钦旨赐葬于北京阜成门外。 （博爱摘自《联合日报》）
利玛窦，１５５２年生于意大利中部的马塞拉塔城。自幼就读教会学校，后来进入罗马学院攻读拉丁文、哲学、天文学。１５７９年被派往印度果阿和柯钦传教。１５８２年８月，到达葡萄牙占领的澳门。此前，利玛窦仔细分析了其他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失败的原因，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观察，初步拟定了叩开这一古老国度大门达其传教目的的可行性计划与具体步骤。
首先，他摸清中国人的生活习性、人文传统，然后一改往日传教士的傲慢独尊，主动缩短与中国人的距离。他刻苦学习汉语，结交下层中国朋友及消息灵通的客商，在其引导下，１５８３年（万历十一年）９月，一身明代普通士子装扮的利玛窦顺利进入广东肇庆。
利玛窦的居室一应中国陈设，他喝碧螺春，用竹筷吃中国饭菜，演习儒家礼仪，定期参加当地的祭孔大典，用自鸣钟、多棱镜、望远镜、西洋琴、地球仪、世界地图等西方特有的“技巧之器”赢得知识阶层的好感和拥护。这些对中国文化设身处地的学习研究，使利玛窦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体悟这个民族的文化底蕴，因此他进一步着手天主教的“中国化”，他尝试用一种习惯于中国人的方法来诠释宣传天主教义。他很聪明地想起中国人崇拜的孔圣人及贯穿其思想体系的儒家经典。其于此，他精心撰写了足以让西方教众瞠目的“深通汉学，著作典雅晓畅”的《天主实义》。
请看节录：“事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又曰：‘于皇来年，将受劂明，明昭上帝。’商颂曰：‘圣敬曰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雅云：‘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谓，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乎？礼云：‘五者备当，上帝其飨。’又云：‘天子亲耕，粢盛柜鬯，以事上帝。’汤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金滕。’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则不以苍天为上帝可知。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卷第二篇）
我们暂且不管中国典籍内的“天”、“上帝”与天主教所讲的“天主”、“上帝”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品读至此，我们不得不惊叹于利玛窦这种“六经注我”式的“中为洋用”破天荒的创举。恰恰正是这一创举松动了天主教固有的严格框定，使之与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融为一体——就这样，一个古老民族由于历史久远、传统积淀深厚而造就的保守、谨慎和封闭的心灵，在这个民族所崇拜和依托的“孔圣人”的感召下，向外坦然打开了。
利玛窦成功了。
他先后在韶关、南昌、南京等地留居传教。于１６０１年（万历二十几年）二次进京，谒见万历皇帝，万历对其所献诸般奇器颇感兴趣，继而默许居京传教。
１６１０年（万历三十八年）５月１１日，利玛窦病逝北京。万历钦旨赐葬于北京阜成门外。 （博爱摘自《联合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