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书中天主教信条的痕迹

　　著名学者，国资委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一文的作者），在“发现信仰中国”一文中说：近期读了让我耳目一新的一本好书《先贤之信》。这本书有一种开天辟地的气概，它发现了一个先贤时代的“信仰中国”，并且开创性地将中国文化辟为两段。
　　一段是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名副其实的二千年的黑暗时期；一段是先秦之前，尤其先贤时期（尧舜时期）的信仰文化。作者用古文字、古典文献以及古天文记载等大量的实证与考证材料证明，先贤们是何等的敬虔慕道，迥异于秦始皇之后的中国人，他们信仰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与希伯来上帝具有同样的品质与位格。
　　《先贤之信》给我的最大启示是：这一伦理资源的富矿，根本不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而是先贤时期的信仰文化，那才是五千年中华清澈、明亮、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源！（摘自《财政时报》，6月20日“信德”全文转载）
　　读后，让我想起了“世界七贤”中，中国的老子、孔子和庄子占了三席，其余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法国的笛卡儿和德国的康德。
　　公元前580年（东周简王六年），老子著《道德经》，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天乃天，道乃天”。《道德经》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老子对《创世纪》思维方式或思路的演绎，非常壮丽。庄子的格言“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代表了世界哲学的最高智慧，永远不会过时。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达了“爱人如己”之意。
　　数千年的中国哲学智慧，可以用四个汉字来概括：“敬天爱人”（十诫总纲）。这些格言表达的观点，给了我们一个印象，似乎与天主教的某些信条有着很朴素的联系。
　　正如赵晓同志在“发现信仰中国”一文中所说的“先贤们是何等的敬虔上帝，其所信仰的上帝与希伯来上帝，具有同样的品质与位格。”其实就是我们教友信仰的天主，希伯来文为“YAHWEH”（雅威），拉丁文为“DEUS”，英文为“GOD”，法文为“DIEU”，中文为“天主”或“上帝”。
　　又如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白晋、马若瑟、傅圣译等认为“在中国的古书中闪耀着天主教某些主要信条的痕迹”。这与赵晓同志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马若瑟神父于1698年来华，他在《春秋论》一书的自序中说：“瑟于十三经、二十一史、先儒专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寝忘食，诵读不辍，已十余年矣……”他认为中国的《四书》《五经》以及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仅存下来的一些文献，是先由中国远祖代代相传，而后由氏族作者所记录下来的。在《诗经》里的某些譬喻，《易经》里的某些签语和卦象的分析，有力地证明这些文献对天主教的传扬是有利的例证。他又认为天主教的历史和人类历史是同样地悠久的，而且“人格化的天主”这个概念，在中国象形文字的创造者，和以后编写《五经》的人们心目中，是肯定存在的。（见《书信集》卷二，第840页）
　　这些观点和理论，正是马若瑟神父所想像的来自圣教口传的片段，或是先于基督教的前期观念，属于东方神学的体系，亦即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和新柏拉图派学院，从中撷取了很多借鉴的来源。（亚洲综合近论）p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