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籍传教士到中国籍主教：中国教会本地化走过怎样的道路？

一百年前，1926年10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亲自祝圣六位中国籍主教。这一事件成为中国天主教会近代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然而，六位主教的祝圣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也不是中国教会本地化的起点。它背后有数百年的福传历史，有本地司铎一代代的成长，有传教士对培育中国神职人员的探索，也有教会对于传教使命、地方文化与牧职责任不断深入的认识。

从早期传教士来到中国，到中国籍司铎承担堂区牧职，再到中国籍主教开始领导地方教会，这条道路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其间既有值得珍惜的奉献，也有历史条件带来的限制；既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有关于教会领导权、传教方式与本地培育的反思。

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简单地比较外籍传教士与中国籍神职人员谁更重要，而是为了理解一个根本问题：福音怎样才能在一个民族的土地上扎根，并由当地信友逐渐承担起传承信仰、服务教会的责任？

一、福音进入中国：从外来传教到本地信仰团体

基督宗教进入中国，有着比近代更为久远的历史。唐代景教、元代基督宗教的传播，以及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的工作，都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印记。它们的背景、教义传统和历史发展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视为同一条连续不断的传教路线。

本文所讨论的，主要是明末清初以来逐步发展的天主教传教事业，以及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天主教地方教会的成长。

十六世纪末，耶稣会士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努力学习中文，研读中国典籍，并尝试以中国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介绍天主教信仰。他的工作显示，福传不只是把信仰知识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需要理解当地的思想传统、社会关系与文化表达。

当然，文化交流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能轻易解决。围绕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就反映出传教士、教会当局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曾有复杂的认识差异。早期传教史既有文化交流的成果，也有需要从历史中继续反省的经验。

但有一点十分重要：天主教信仰进入中国之后，并非永远停留在外籍传教士讲授、当地民众聆听的单一模式中。中国人逐渐领洗、接受教理培育、承担教会服务，也有人走上司铎之路。

福音若要在一个地方长久扎根，就不能只依赖外来人员的不断补充，还需要当地信友能够理解信仰、实践信仰，并在教会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也是后来中国籍司铎与主教培育问题逐渐受到重视的重要背景。

二、罗文藻主教：本地神职人员的早期历史见证

谈到中国籍主教，不能把历史完全从1926年开始计算。

十七世纪，中国已经出现了本地司铎和主教。罗文藻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罗文藻生于福建，青年时期领洗，后来赴菲律宾接受培育，加入道明会，并晋升司铎。1685年，他在广州接受主教祝圣，后来承担南京宗座代牧区的牧职。他的经历说明，中国籍司铎和主教并不是二十世纪才首次出现的现象。

罗文藻的道路也让我们看见，本地神职人员的成长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他接受了跨地域的教育与培育，进入修会生活，随后回到中国承担牧灵责任。他的生命既与普世教会相连，也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环境。

不过，罗文藻之后，中国籍主教的延续并没有形成稳定、持续的制度性发展。此后的数百年间，中国天主教会经历了传教环境的变化、礼仪争论、教会组织调整以及各种社会历史挑战。虽然本地司铎不断成长，主教职务却长期主要由外籍传教士承担。

因此，1926年的意义不在于“中国人第一次成为主教”，而在于：在近代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六位中国籍司铎同时接受教宗祝圣，并被委托领导具体的地方教会辖区，成为本地教会领导逐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个区别十分重要。它既尊重罗文藻等先行者的历史地位，也准确呈现了1926年事件的独特意义。

三、本地司铎为什么如此重要？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中承担了大量工作。他们建立传教站、培育慕道者、主持圣事、兴办教育，也为中国籍司铎的培育提供了重要条件。

然而，随着教友团体不断发展，一个现实问题也日益明显：如果地方教会要持续成长，是否只能依靠从国外派来的传教士？

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神职人员数量，也关系到地方教会的长远发展。

一位中国籍司铎通常能够更直接地理解当地语言、家庭关系、社会习俗和信友所面对的现实困难。他可以在本地文化环境中解释福音，也更容易与教友建立长期而稳定的联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籍司铎天然比外籍司铎更适合所有牧灵工作；牧灵能力仍然取决于信仰、培育、品格、经验与具体环境。

真正重要的是，地方教会需要有经过良好培育、能够承担责任的本地神职人员，而不是永远只让他们担任辅助角色。

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布宗座牧函《夫至大》（Maximum illud），对传教事业提出重要反思。文件强调，本地神职人员应接受完整、扎实的培育，不应只被训练来协助外籍传教士完成较次要的工作；在具备相应条件时，他们也应能够承担教会的领导责任。

这份文件的意义，不是贬低外籍传教士的奉献，而是重新明确传教的目标：传教工作的成功，不应只以外籍人员建立了多少机构来衡量，更要看当地是否形成了成熟的信仰团体，是否培育出足以承担牧职的本地司铎与教会领导者。

《夫至大》也指出，天主教会并不属于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教会的使命是普世性的，因此各民族都应当能够在教会内接受培育，并按照圣召与教会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这为后来中国籍神职人员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教会训导背景。

四、从培养助手到培育牧者：观念的转变

本地司铎的培育，不只是让更多中国人进入修院，也不仅是为堂区增加能够主持礼仪的人员。

司铎圣召意味着承担教会赋予的牧职。司铎需要接受扎实的哲学与神学培育，形成稳固的灵修生活，学习辨别牧灵需要，并逐渐成长为能够带领信友、服务团体的牧者。

因此，本地司铎培育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他们是否真正获得完整的培育？是否有机会参与教会的决策与组织？是否能够在适当的条件下承担更大的牧灵责任？

这些问题在当时并非抽象的理论讨论，而是关系到中国教会未来的实际问题。

如果本地司铎长期只能承担辅助工作，而无法得到充分培育和相应的牧职责任，那么地方教会的成长就会受到限制。相反，如果教会能够认真培育本地司铎，并按照教会法与教会训导委托他们适当的职责，地方教会就更有可能建立稳定的牧灵基础。

不过，这种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完成。不同地区的神职人员数量、修院条件、经济资源和教会组织都不相同，本地司铎的发展也因此呈现出不同的速度与面貌。

历史的进步，往往不是某个决定立即改变一切，而是新的认识逐渐落实为培育制度、人员任命与日常牧灵实践。

五、1922年之后：推动中国教会本地发展的新阶段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天主教会本地化的进程进入一个重要阶段。

1922年，宗座代表刚恒毅总主教抵达中国，承担推动教会事务与传教事业的工作。他重视中国籍神职人员的培育，也推动教会领导结构逐步发展，使本地司铎有机会承担更重要的牧职。

1924年，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主持中国教会第一次全国性会议，通常称为“上海会议”或“中国教务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教会的传教、组织和牧灵问题，也成为当时教会重新思考本地发展方向的重要节点。

在这一进程中，教会逐渐更加明确：地方教会不能仅仅被看作外籍传教士工作的区域，而应当在普世教会共融中，逐步形成能够承担本地牧灵责任的团体。

这里的“本地化”，并不是让中国教会脱离普世教会，也不是把教会变成某一种民族或文化的专属机构。它的核心是：在忠于天主教信仰与普世教会共融的前提下，培育本地神职人员，重视当地信友的参与，使教会的福传、培育和牧灵工作能够真正回应当地人的需要。

这一方向也与《夫至大》的精神相呼应。

六、1926年10月28日：六位中国籍主教接受祝圣

经过长期探索，1926年10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祝圣六位中国籍主教。

他们是：赵怀义主教；成和德主教；孙德祯主教；陈国砥主教；胡若山主教；朱开敏主教。

六位主教分别被委托领导宣化宗座代牧区、蒲圻宗座监牧区、蠡县宗座监牧区、汾阳宗座代牧区、台州宗座代牧区和海门宗座代牧区。

这里还需要注意一个历史细节：1926年，这六个辖区的名称并不完全相同。宣化、汾阳、台州和海门是宗座代牧区；蒲圻与蠡县则是宗座监牧区。不能把它们一律称作当时已经正式成立的教区。

六位主教的祝圣，是近代中国天主教会本地领导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它让中国籍司铎承担地方教会领导责任的方向，以更加清楚、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一事件也有其象征意义：六位主教在罗马接受教宗祝圣，随后承担中国各地的牧职。这既体现了地方教会的发展，也体现了他们与普世教会之间的共融。

然而，我们不应把这一天理解为本地化已经完成的终点。主教祝圣只是重要的一步。一个地方教会能否持续成长，还取决于司铎培育是否稳定、堂区组织是否健全、教友是否得到培育，以及教会能否在当地社会中持续实践福音。

六位主教的历史价值，正在于他们把一个长期讨论的方向，落实为具体的牧职安排。

七、从主教到堂区：本地化最终要落实在哪里？

如果本地化只停留在主教任命与教会行政组织层面，它的意义仍然是不完整的。

主教承担牧职之后，地方教会仍然需要继续培育司铎、建立堂区、照顾教友，并帮助信友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实践信仰。

宣化宗座代牧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相关资料记载，1925年，原北京宗座代牧区宣化府总铎区有十三个堂区，教友31,063人、司铎16位，其中包括中国籍司铎。1926年，宣化宗座代牧区成立，成为六位中国籍主教所承担的辖区之一。

蒲圻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相关历史资料显示，蒲圻宗座监牧区成立初期，教友团体规模较小，堂区和神职人员资源也比较有限。这说明不同地方教会面对的现实需要并不一样，不能用同一套发展模式衡量所有地区。

这些差异也提醒我们：本地化不是给每个地方安排一位中国籍主教，就自然完成了。它需要一整套持续的教会生活作为支撑，包括司铎培育、教友信仰教育、圣事生活、堂区组织，以及不同圣召之间的合作。

一位本地司铎可以更直接地理解当地语言和生活环境，但仍需要持续培育；一位本地主教能够承担地方教会领导责任，但仍需要与司铎、修会和教友共同工作；一个地方教会拥有自己的领导者，也仍然需要与普世教会保持信仰与圣事上的共融。

所以，本地化的真正目标，不只是“由谁来领导”，更是“地方教会是否逐渐具备承担福传与牧灵使命的能力”。

八、本地化不是孤立发展，而是在共融中扎根

讨论中国教会本地化时，还需要避免另一种误解：似乎本地化就是排斥外籍传教士，或者意味着地方教会应当与普世教会分开发展。

事实上，天主教会的普世性与地方性并不矛盾。

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中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多人学习中文，走进中国乡村，建立传教站，培育慕道者，照顾病人和贫困者，也为中国籍司铎的培育付出了长期努力。尊重中国籍神职人员的成长，并不意味着否认这些历史贡献。

同样，中国籍神职人员承担牧职，也不意味着地方教会可以不再重视普世教会的信仰传承、圣事共融和教会训导。

真正成熟的地方教会，既扎根于本地人民的生活，也与普世教会保持共融；既珍惜自身语言、文化与历史，也忠于从宗徒传下来的信仰。

从这个角度看，1926年六位中国籍主教的祝圣，既是地方教会成长的标志，也是普世教会支持本地教会承担使命的具体表现。

本地化不是把教会变成另一个封闭的群体，而是使普世教会的信仰能够在当地得到更深入、更真实的生活表达。

九、从百年历史看今天：本地教会需要持续培育

回顾这段历史，今天的我们可以得到几方面的启发。

第一，培育本地神职人员需要长期投入。

从罗文藻到1926年的六位主教，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这说明本地司铎与主教的成长不能只依靠临时安排，而需要持续的修院培育、灵修陪伴、学术训练与牧灵实践。

第二，地方教会的发展需要全体天主子民共同参与。

主教与司铎承担教会特定的圣职与牧灵责任，教友也在自己的圣召中承担见证福音的使命。一个有生命力的堂区，不仅需要神父，也需要受到培育、愿意服务、懂得与他人合作的教友。

第三，本地化必须回应真实的牧灵需要。

不同地区的教友人数、文化背景、交通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牧灵工作也需要因地制宜。历史中的宣化与蒲圻已经显示出地方教会发展的差异。今天同样如此：不能只看组织形式是否相同，更应关注教友是否得到信仰培育，家庭是否获得陪伴，青年是否有成长空间，病弱者是否受到关怀。

第四，地方教会既要扎根本地，也要保持普世共融。

本地文化能够帮助福音以人们容易理解的方式进入生活，但文化表达仍需与天主教信仰相协调。地方教会的成熟，不是封闭于自身，而是在普世教会共融中承担更切实的福传责任。

一百年前，中国教会开始以更加清晰的方式推动本地神职人员承担领导责任。今天回顾这一历史，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做法，而是继续思考：怎样让福音在当代中国人的家庭、工作、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中扎根？

结语：本地化的道路，是让福音在这里生根成长

从早期传教士来到中国，到罗文藻主教的历史见证；从本地司铎的逐步成长，到1919年《夫至大》对传教事业的反思；从1924年上海会议，到1926年六位中国籍主教接受祝圣，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复杂的道路。

这条道路并非没有困难，也不是由一个人或一个事件独自完成的。它包含许多传教士的奉献、本地司铎的成长、教友团体的坚持，以及教会对传教使命和地方教会责任的持续认识。

1926年10月28日值得纪念，不仅因为六位中国籍主教在罗马接受了祝圣，更因为这一天让人们看见：地方教会的成长，需要当地信友在普世教会共融中逐渐承担起自己的使命。

历史最终把我们带回一个朴素的问题：

福音来到一个地方之后，怎样才能真正成为当地人民的生命？

答案不只在主教任命的文件里，也不只在历史年表中，而在一代代司铎与教友如何生活信仰、培育下一代、服务有需要的人，并在日常生活中为基督作见证。

本地化的道路，归根到底，是让福音在中国人的生命中扎根，让地方教会在信仰、圣事与共融中不断成长，并以自己的语言、文化与生活经验，继续回应基督的召叫。

编者说明

本文主要依据教宗本笃十五世《夫至大》宗座牧函、1924年上海中国教务会议相关历史资料，以及关于1926年首批六位中国籍主教祝圣的研究与地方教会史料撰写。

文中所说的“本地化”，主要指培育本地神职人员、逐步发展地方教会的牧灵责任，并使福音在当地文化与生活中得到真实表达；它不意味着地方教会脱离普世教会的信仰与共融。

关于罗文藻主教，本文区分其获任命与实际接受祝圣的时间：他于1674年获任命，1685年接受主教祝圣。关于1926年的六个教会辖区，本文沿用当时的历史名称，不将宗座代牧区、宗座监牧区与后来正式成立的教区混为一谈。

本文为历史概述。若读者需要，建议进一步结合《夫至大》正式译本、1924年上海会议文献、六位主教的生平资料，以及各地方教会和修会档案，核对人物译名、日期与相关历史细节。

主要参考资料

1. 教宗本笃十五世，《夫至大》宗座牧函（1919年）：理解教会对传教、本地司铎培育及地方教会领导责任的反思。

2. Paul P. Mariani, S.J., “The First Six Chinese Bishops of Modern Times: A Study in Church Indigenization”：研究1926年六位中国籍主教祝圣的历史背景、本地化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

3. 信仰通讯社，关于1926年六位中国籍主教祝圣百年纪念的系列文章：提供六位主教的生平、辖区及地方教会历史资料。

4. 信仰通讯社，关于蒲圻宗座监牧区与成和德主教的文章：可用于核对蒲圻早期教会发展及1924年前后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