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虎修士专访：东方笔墨里同样可以读懂神圣与慈爱

陈虎修士，1982年生于甘肃武威，后移居新疆伊犁。曾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于吉林省天主教神哲学院艺术部。致力于基督宗教艺术中国化方向的推动和实践，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宁波以及罗马、都柏林等国内外城市举办个人展览，备受关注和好评。

近日，信德网对陈虎修士进行了专访，在专访中他谈及了自己的创作心路，也讲述了如何在民族性、时代性与个性之间，走出一条圣教绘画中国化的真实路径，更谈到了备受关注的AI、新媒体、修院美育和80后基督徒艺术家的特殊身份……

陈虎修士

经历与创作

信德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是如何接受训练并开始接触绘画的吗？

陈虎：我对于绘画艺术的热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从上小学开始就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于一种色彩相对单调的画种兴趣更大，后来我才知道那种画叫做“中国水墨画”，它与色彩绚丽的油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我很崇拜画家，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神奇的人，有一种普通人所不具备的特异功能。但是学习画画好像是离普通人很遥远的事情，特别是在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艺术和生活是完全不能兼容的，所以对我来说学习艺术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没有专业的美术老师也没有学习资料，我只能靠自己琢磨，尽管如此，我一直没有放弃。这样的坚持并不是说我想以后成为一个专业从事艺术的人，就是单纯的爱好。但就是因为这样的坚持自学，才让我在以后能够进入美术院校接受专业训练。

信德网：水墨是中国传统的艺术手法，是什么让您想要打破西方圣像画传统，为中国的水墨画注入《圣经》的神学思想，这种转变或挑战对您来说难吗？

陈虎：相对于西方油画的写实风格，中国的水墨画是意象的。鉴于这种特点，西方油画的主流是人物画，善于通过人物来讲故事，有很强的叙事功能，因此在西方文化里，非常重要的经典《圣经》就成了画家们重要的素材来源。而中国水墨画侧重于抒情，表达的是画家的情趣，画家们利用水与墨的交融，来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山水画成了文人墨客们借景抒情重要载体。

很早我就发现，我们的教会中所有的图像都是油画的风格，很少看到其他的绘画形式，每一个教堂里或者书本里，所看到的绘画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给我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教会的绘画是不可更改和创新的，教会绘画就应该是油画风格的。似乎就是要刻意地强调他的独特性，就像是我们的教会生活，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有两种生活方式，教堂内是一种，教堂外是另一种。这两种生活就像是两道铁轨，始终无法交汇、兼容。我们的教会艺术和信仰生活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梵二的礼仪宪章中明确表达，教会从来没有把某一种艺术风格看作是本有的，而是就各民族的特性与环境，就各派礼仪的需要采纳了各时代的风格。于是我开始一些思考：如果把这两者交融、互补，用意象的手法来讲述一个故事，直白说就是用中国艺术的笔墨情趣来讲述圣经故事，这在整个东西方艺术中都是一个新的形式。

其实，这样的尝试由来已久，纵观中国天主教历史，从明、清到民国，我们教会的艺术“中国化”一直在断断续续的推进。只不过在每一次中断与重启之间相隔太久，所以无法衔接。这样的断代性无论是对于画家或者观众来说都存在着很大的挑战，每一次我们都需要从头开始，上一个时代的东西为当代来说没有太多的可鉴性。这不但要重新培养画家，同样也要重新培养观众。

《圣家三口》（陈虎 绘）

信德网：您的艺术创作在当下很珍贵，很少有人将中国传统艺术和基督教艺术完美地融合。就绘画的中国化来说，很多人认为将人物面孔、服饰改为中国的，就是中国化了。但是在您的作品中，既有“青绿色彩”的中国画表现手法，又有敦煌“飞天”那样的中国风元素，还有“织毛衣”“中式婚礼”这种非常贴近中国人生活的画面。换句话说，您的作品体现了民族性、时代性和个性的三性合一，您如何理解这一理念？

陈虎：这个总结很到位，不少人理解的天主教艺术中国化，只是改换人物容貌、服饰，停留在表面形式。而我始终认为，真正的中国化，是精神、文化与生活的深度融合，也就是我一直践行的民族性、时代性与个性三者的统一。

首先是民族性，也就是在中国文化支撑中的中国绘画艺术。我的创作以中国水墨气韵为根基，运用青绿设色、敦煌意象、传统留白等中式美学语言。我努力不使我的作品，成为简单的叠加国风元素，而是用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元素与圣经中的神学性有机结合。民族性不是一味地强调自身的优越而盲目的排他，不可以把两种互不相干的元素非要替换，重要的是要找到切入点，使两者产生毫无违和的代入感，用中国人温润、含蓄、清雅的审美气质，重新诠释圣经题材。使外来的或者陌生的信仰内核，借着中华文化的诠释，让观众在熟悉的东方笔墨里读懂神圣与慈爱。

其次是时代性。信仰不是在象牙塔里一成不变的珍藏品，而是要进入人间烟火，面对不同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信仰在圣神的推动下是不断更新的。我们的教会艺术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这个法则。在西方社会中，无论是中世纪的拜占庭圣像，还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经典圣经画，都是在特定的时代和地域中形成的。在中国，天主教艺术也有其发展的时代特征。明清时期的天主教艺术聚焦于版画风格，民国时期所呈现出的是崇尚传统的工笔风格。当代的中国绘画艺术在频繁、便捷各种文化的互动中，又呈现出新的风格特征，所以我在创作教会题材绘画时，也自然的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在画面的构成方面，除了有对圣经人物的描绘外，还加入一些具有地域特征的元素来营造画面的气氛，而这些地域性很强的元素，又不是牵强附会的添加，在生活场景和神学含义都有其合理性。比如，描绘《圣母领报》时，圣母在一间中式房屋内织毛衣，脚前还有一只猫。这是一个很朴实的家庭生活场景，但是，圣母缝织毛衣这一活动，既有传统的源流，还有神学的象征。用我们所熟知的生活画面叙事，就是想让基督的福音落地当下、贴近大众，让宗教艺术摆脱固化、高冷的范式，更贴合这个时代的生活气息。

最后是创作个性，就是个人风格。个人风格的形成是很难、很漫长的过程，我想这是每一个从事艺术的人毕生所追求的目标。个人风格不仅是你创造出了一套与别人不一样的画风，更重要的是你的东西要建立在理论之上，有内涵、有艺术性还要经过时间的打磨被大众所接受。所以，我的作品还远远的称不上有了自己的风格。虽然我从事圣经题材的创作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依然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在风格上我有意识地避开民国时代公教画家们细腻的工笔风格，用更为轻松一些的笔触线条来尝试。我用了工笔人物的线描，但设色偏于写意，对于人物的五官结构又有素描的特点。另外在处理画面背景时，我更多的使用了中国西北的风貌和习俗，因为我从那里长大，对此有很深的感情。这些都是在形式上我做的一些尝试。同时，还有在画面的意境、精神方面的探索。我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物象来暗喻圣故事的含义，比如在《圣母领报》中天使手里所持的不是传统圣像中的百合花，而是用了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在中国文化中是圣洁的象征，恰恰与圣母“无染原罪”的神学所吻合，莲花有莲子、莲心，这暗喻圣母与圣子的关系。所以我的创作思路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圣经故事的呈现，我想要表达更深刻的神学思想。从一个中国式的符号，进入其在中国文化中的寓意，再把它带入到圣经故事中，最后画面所承载的是神学的内涵。以神学内核为本、中国艺术语言为体，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诠释圣经，践行信仰，这就是我想要形成的个人风格。

简单来说，民族性就是要扎根民族文化，时代性是贴近当下生活，个性是守住自己的独特视角。三者合一，才是我所追求的、真正落地中国的天主教艺术中国化。

《圣母领报》（陈虎 绘）

信德网：您多年坚持创作水墨画作品，那么，您有没有觉得自己在艺术创作风格上有被限制住了的时候？您如何突破自己的呢？

陈虎：当然会有，这种限制可能是所有画家都会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对我来说这种束缚常常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题材本身：我的画多的都是圣经题材，圣经故事有它的历史背景，还涉及到神学信理。故事本身要符合圣经记载，神学的核心要义也不能随意改动，有它内在的边界；另一方面是技法本身，长期固定的构图、笔墨范式，也很容易形成自己的套路，一画就落入熟悉的习惯里，很容易重复自己，看上去千篇一律。

面对好多问题怎么去突破？技法上的突破是一个方面，但我认为这是小道的突破，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突破，就是你对某个问题的理解方式发生改变。在画的同时我也在思考这些问题。画圣经故事并不等于是在还原历史，神学定义不等于牢笼，神学是精神内核，并没有规定画面要怎么画、场景要怎么安排。真正的突破，不是挑战传统神学和教理，而是向外拓宽叙事，从一个故事进入可以延伸到哲学思考、灵修经验、伦理生活等等。对我来说，突破不是一次性的颠覆，是一点点的，每次创作刻意避开自己最顺手的构图，试着换视角、换物象。只要内核守住，表达的空间其实非常广阔。

时代与思考

信德网：您说过，在展览中，大多数人对这种中国水墨风格的圣经画，还处在猎奇的阶段，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因为他们很少看到这样的画，能够停下来欣赏、思考这种画的意义的人很少。那么，您希望观众能从中看到什么？对欣赏展览中的作品，您有何好的建议？

陈虎：在民国时期，那些公教画家们也曾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究其原因就是观众对这种新的绘画风格见得太少，以及绘画界的参与和实践也很有限，所以这种新风格还缺少理论支撑，它的历史成因以及鉴赏方法，都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偶尔一见难免是猎奇心占了上风。要想让大众能停下来深入的欣赏，首先是让观众能够冷静下来，要让这种新的绘画风格不断地在人们视野里出现。只要平复了人们的“新鲜感”才能进入到思考的领域。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另外，宗教绘画不同于其他绘画，不是懂一点艺术鉴赏就可以读懂。为更好地欣赏中国式的圣经故事画，需要具备艺术、圣经和神学三个方面的知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并不奢求所有人一次就能读懂神学内涵。我最希望观众首先认识到：圣经故事不一定只能是西方的样貌，圣爱本身可以用我们熟悉的东方笔墨来诉说。不必一开始就通晓全部教义，先放下固有印象，去感受水墨本身的气息、画面里的烟火与温情。看得多了，慢慢就会从“觉得新奇”，过渡到看见画面背后的精神。

至于欣赏的小建议，我自己觉得不必急于读懂所有信息，艺术本身是没有标注答案的，每个人面对同一幅画的体悟是不一样的。首先要弄明白画面最表层所展示的圣经故事。然后再加入一些中国画欣赏方法，从笔墨、线条、物象、构图来感受画面意境，最后通过对物象和构成的解读，一步步去解码画面深处所蕴含的神学的或者圣经的更多信息。先感受中国艺术之美，再体会其中的信仰精神。

《最后晚餐》（陈虎 绘）

信德网：如今是网络数字飞速发展的时代，您愿意聊聊，传统书画艺术借助数字技术、新媒体传播时，是如何兼顾艺术本质与传播效果的吗？

陈虎：现代媒体对于艺术传播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在民国时期“辅仁画派”的公教艺术家们，所创作的天主教绘画，是通过大量的展览和印刷才走入大众视野，尽管如此能看到展览和画册的人毕竟还是不多的，所以传统传播方式是极其有限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传统的线下展览加上新媒体的数字展览，基本上可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可以覆盖到整个受众群体。传统方式和新媒体传播，这两种方式是相辅相成的，普通大众其实通过数字媒体来浏览就够了，对于那些想要更深入探索的研究者来说就需要近距离地看真实的作品。我不认为艺术是象牙塔中的东西，仅属于所谓的高端群体。艺术来源于生活也要进入生活，要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尽量覆盖到所有人，每个人面对同一幅画面，都会找到不一样的体验。每人按照自己的欣赏标准可以选择不同的展示方式。

信德网：当下AI的兴起，对绝大多数行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您觉得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宗教艺术会产生什么影响，是帮助还是在破坏？

陈虎：由AI生成的教会题材的图片和视频，现在已经大范围的出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AI图片以恬淡、唯美的色调和构图，能满足绝大多数观众的审美需求，再加上其制作成本低廉，能够快捷地为文章配图、配视频。这对我们的福传工作是相当有帮助的。现在的教会工艺品开发者已经开始大量的使用AI技术来制作“圣像”或者其他的教会用品，如果这些工艺品仅仅用于欣赏、学习和装饰，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但如果是用在教堂礼仪当中，或者是在教友家里真的当做“圣像”来敬拜，这是很不妥当的。对于我们从事圣经题材绘画创作的人来说，AI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尤其是对美术初学者来说，它可以快速搜集素材和给出构成方式，解决创作前期在画面构图上的不足。但教会艺术的核心，是创作者内在的信仰体验、情感沉淀与神学思考，这是AI没有的。AI能画出形似的“圣像”，却无法带着默观与祈祷落笔。因此AI可以拿来辅助，却不能替代人带着信仰去创作。所以我认为AI是个工具，如果用之有道，它可以提升我们教会艺术的创作水平，如果不善加利用，它有可能会误导甚至破坏我们教会礼仪的神圣性。

宗教艺术与世俗艺术最大的不同是，宗教艺术还是有规范性和功用性的，不仅是抒情的，更承载着福传使命。教会艺术是伴随着时代在发展，在圣神的带领下处在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去断然拒决这种更新。教会从来没有规定某一绘画风格是唯一合法的，但也不是任何一种画风都适用于教会的礼仪表达。我们愿意用自己双手，饱蘸对天主热烈的爱去赞美，但把赞美交给人工智能去替我们做，显然是不恰当。

信德网：您除了创作，还在修院里教授绘画艺术课程，您的学生将来不一定都走绘画这条路。您希望他们从您的课程中带走什么？

陈虎：从大环境看，我们的美育教育作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课程设置，致使大多数人无法获取基本的艺术方面的知识，但是美学艺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恰恰又是最普遍和最重要的。作为一个神学生，我们更没有接受美育教育机会，但是我们的身份跟其他人不同，神学生毕业晋铎后很快就要进入堂区，在教会中担当领导责任，都会面临礼仪空间的修缮、规划、装饰等诸多与教会艺术相关的问题，如果我们在这方面是一无所知的，那就很难做好。另外一点是，我们的教会艺术虽然在福传、礼仪等教会生活中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教会整体在这方面的重视还不够，比如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使用和艺术福传的推动上都很被动。一个地方教会的牧者如果没有受过艺术培育，也很难对教会艺术有兴趣，更别说推动教会艺术的发展。所以在修院里开设艺术教育，并不是想要把修士和修女培养成画家，将来专门从事艺术创作，而是要培养他们对艺术的敏感度，在牧灵实践中善用艺术。

信德网：80后这一代基督徒艺术家，其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上接老一代传统式圣像，下接更年轻、更数字化的信仰表达。您觉得自己这一代最该留下的是什么？

陈虎：确实，80后是被传统与后现代夹在中间的一代。我们的上一代基本是以保守传统的姿态立足，而现在的年轻一代却是以反传统、标新立异和不确定性立场出现。作为一个中间地带的艺术创作者，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单纯的继承传统，还是拥抱新式的抉择，而是要兼顾，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有一些新的思考和尝试，但绝不是一味地颠覆传统。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最该留下的，不是几张画作，而是传统与新潮的过渡过程中探索的路径，把前辈的遗产提供后辈，如果这份传承断裂，那么新潮的艺术形式必将成为空中楼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