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末期辅仁大学天主教中国化思潮的意义与价值

关于天主教会与中国传统祭祀之间的话题，比较著名的是礼仪之争，但民国末期因着一群人，一本刊物，也掀起了一阵关于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思想碰撞。

在那次中西方文化思想碰撞中，参与者多以当时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学员为主，那是一场中国籍神父们的文化思想盛宴，虽然短暂，但依然璀璨。本文以《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创建十周年纪念刊》主编谢博思神父《谈谈祭祀》一文为例，一窥那次思潮的一角。

一、缘起

天主教中国化话题在民国末期曾在教会中有过一段深入的讨论，而这段关于天主教中国化的讨论则是由当时辅仁大学司铎书院的学员公开讨论的，可以说这是一次高端讨论，也是中国籍司铎对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的一次集体研讨与反思，并且形成了一小段思潮。

这段有史可查的天主教中国化思潮，是在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创建十周年之际，出刊《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创建十周年纪念刊》引起的。就如牧田发表在《信德》的回忆文章《司铎书院往事》中所说，“1948年是书院创建十周年，在院领导授意下成立同学会和《司铎书院创建十周年纪念刊》编委会，推选谢博思神父为主编。两月后出刊，内有照片、图表、记事、论文等，是一本宝贵的书院创建史。”牧田将《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创建十周年纪念刊》的来历交代了一下，同时，牧田还在文中指出了另一件事，即“当时学员撰文刊登在《益世报》副刊上，《铎声》和《上智编译馆馆刊》上，有写教会史的，有谈我国文化的，还有讨论圣统制的，文中建议主教出缺的教区应选任国籍主教。”

牧田所述司铎书院学员撰文讨论中国文化的事情，是与《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创建十周年纪念刊》出刊同一时期发生的，纪念刊是学员们的主要发表阵地，同时也发表在《益世报》副刊、《铎声》和《上智编译馆馆刊》上。可以说这是天主教中国化的一次正面交锋，在当时教会中引起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这次思潮之后不了了之，但给予了天主教会中国化思潮由此萌芽的机会。

《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创建十周年纪念刊》的主编谢博思神父是唐山教区本地神父。谢博思神父，圣名斯德望，1915年12月25日生于唐山市丰润区黄花港村，1928年进入永平教区（唐山教区前身）卢龙小修道院，1936年进入北京文声大修院，1942年6月21日晋铎，1945-1948年进入北京辅仁大学深造。

谢博思神父不仅在主编的《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创建十周年纪念刊》中选用大量的中国籍司铎撰写的教会中国化的理论文章，还亲自撰写了《谈谈祭祀》一文发在了纪念刊中。

二、《谈谈祭祀》的意义与价值

《辅仁大学司铎书院创建十周年纪念刊》所刊的《谈谈祭祀》一文，是由中国籍神父撰写，中国籍神父编辑的，其意义与价值是非同寻常的。

谢博思神父在《谈谈祭祀》一文中，着重提到了祭祀的意义与目的，还有对祭祀的定义，也对中国历史中的祭祀进行了回溯。可以说谢博思神父是借着《谈谈祭祀》一文，对祭祀进行了新的阐释和梳理，为现当代对祭祀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系统的参考。

谢神父在文中引用了《礼记》中《祭统》的论述，“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经有五，莫重于祭，夫祭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礼。”这是中国传统祭祀的意义，即由祭祀强调礼的重要性，并且谢神父还论述了关于礼的意义。礼要精，礼要诚。谢神父还将蔡锷的话引入文中，来解释何为精，“位为最尊，物无以称其德，唯其精意可以享之，故以‘礼祀祀昊天上帝’国语所谓‘精意以享，谓之礼’是也””

关于礼，除了谢神父文中的论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也对礼进行了解答，昭公二十五年，诸侯在黄父会盟，郑国的子太叔谒见晋国的赵简子，赵简子向子太叔询问揖让进退之礼。子太叔回答说：“这是仪，不是礼。”赵简子问：“敢问什么是礼？”子太叔回答说：“我曾听先大夫子产说：‘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就是说，礼是上天的常道，大地的法则，民众行为的依据。”子太叔对礼的解释，也是中国古代千年来治国之道，治民之道，更是社会伦理的基石。

对于礼的论述，其实也是对祭祀意义的论述，谢神父对中国传统祭祀的理解和浅论，也是近代对古代祭祀系统、综合性的论述，为研究古代祭祀提供了方向。谢神父也是将古代祭祀研究，与社会秩序联系在了一起，将对祭祀的研究提升到了社会秩序，这在当时是古代祭祀研究的新思路。

三、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祭祀的交融

谢神父在《谈谈祭祀》文中也对中西祭祀，即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祭祀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即交融之处。谢神父主要提出来两点，一是都认为祭祀为飨神之礼，二是都将祭祀认定为用牺牲把神祇和世人联络在一处，也就是牺牲变为祭品，它具有莫大的神威，分享这圣品的人——司祭和信徒——可与神祇结合。

虽然天主教会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有过较为有名的礼仪之争，但对彼此间祭祀的探讨一直都没有停止。教宗庇护十二世（Pius XII， 1939-1958）在1939年发布关于中国礼仪问题的声明中就有说明：“在亡灵前，或在亡灵像前，或只写姓名的牌位前鞠躬或行及其他社会敬礼，乃属善举，理应准行。”在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的《礼仪宪章》中说：“在各民族的风俗中，只要不是和迷信错误无法分解者，教会都惠予衡量，并且尽可能保存其完整无损，甚至如符合真正礼仪精神的条件，教会有时也在礼仪中采用。”

礼仪之争中，其实也有很多西方传教士进行探讨，尤其罗明坚神父就持积极态度，他不仅著有第一本中文教理书《圣教实录》，阐述天主教教理，而且在传教过程中主张欲传教理必先了解中国文化。

其实，在中西方神父们的探讨下，都将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祭祀融合到了一起，找出了彼此间的共同点。就如谢神父在《谈谈祭祀》文末总结的一样，祭祀是象征内心精诚的仪式，在这仪式中，世人把有形的物品奉献给神祇，用以表示万物和自身都属于他至高权下，目的是希望和他加深关系。

谢神父的《谈谈祭祀》一文，既是对中西方文化思想的一种浅探，也是对中西方文化思想碰撞提供了融合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