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4年前的今天，利玛窦神父在京去世

编按

今天（5月11日）既是中华圣母的庆日，也是可敬者利玛窦神父去世414周年。在祈求中华圣母代祷的同时，我们也应不忘中国教会的恩人及奠基者利玛窦神父。

2010年1月24日，在纪念利玛窦去世400周年之际，利玛窦家乡教区法庭重开了这位“天主之仆”（1984）的列品真福案的审理工作。
2022年12月17日，教宗方济各宣布利玛窦神父为可敬者。
今天，我们既要为可敬者利玛窦神父的真福品祈福，同时，也要请利玛窦神父代祷，希望有来自中国的奇迹发生，推动其早日列入真福品。
本文是作者在纪念利玛窦神父4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今仅摘录与利玛窦神父有关的部分内容，在其去世414周年日，与读者朋友分享、共勉，欣赏其智慧和远见。

原题目：利玛窦文化适应策略的现实意义

一、前言

一五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利玛窦从遥远的西方历尽艰辛，辗转来到了亚洲。在印度果阿等地逗留学习并完成学业，教书数年。一五八三年，利玛窦怀着把基督福音传到中国的使命和好奇与向往的心情，叩开了中国紧闭的封建王朝大门，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明国度。从一踏足中国的那一时刻开始，利玛窦就开始尝试适应中国文化和社会环境。从效法出家僧人不惜剃发须披袈裟，到采取灵活的文化适应策略，他竭尽全力处处迎合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由于做法得体，利玛窦不但得以暂居肇庆，而且最终北上定居北京，传播基督福音和科学文化，并把中国介绍给西方，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先行者。

利玛窦拉开了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基督福音在华传播的序幕，并成功地建立了中国教会，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百年（今年是414年——编者注）前的五月（十一日），利玛窦客死京城。在京耶稣会士和中国教友们，采取了以中国哀悼先人的传统习俗与教会追念亡者礼相结合的方式，悼念和安葬了这位将毕生奉献给中国和中国教会的天主教耶稣会神父。

四百年后，东西方纷纷纪念利玛窦在北京逝世四百周年，缅怀利玛窦为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伟大贡献，重温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司铎建树中国天主教会的历史，…… 为今日的中国教会仍有其现实意义。

本文拟从利玛窦灵活绘制第一张中文世界地图和修订身份到理解认同中国社会习俗，看其文化适应策略。…… 希望引起政教学三界的关注研究。

二、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

综观教会史，每当基督福音传到新国度，必然要经历基督信仰与当地文化相遇、相识、碰撞和适应的过程。对当地文化的认同、尊重、融合和升华成为教会立足和发展的前提。利玛窦在中国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就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富有成效的路径——灵活变通地绘制中文世界地图，以得体的身份跻身于主流社会，对当地文化、风土人情和社会习俗的深刻认识以及广泛了解，让刚刚建立的中国教会逐步融入当时的中国主流社会。

（一）从首张中文世界地图看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

一五八二年，利玛窦抵达中国澳门。次年，利玛窦模仿佛教僧人衣着打扮进入广东肇庆。不久，博学多才的利玛窦兴致勃勃地绘制了一幅令人惊奇的中文世界地图，并挂在其刚刚落成的“仙花寺”客厅的墙壁上，供中国朋友参观欣赏。

从来访者们困惑的目光、吃惊的表情和难以置信的态度，利玛窦很快就看出了“事态”的端倪及严重性。因为这张世界地图给他的中国朋友们带来了巨大冲击，强烈地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天圆地方”阴阳学说和传统的“夷夏”观念：四周之外均为不开化的蛮夷，中国理应位居“天下蛮夷”诸国的中心。如今，这张地图却有力地说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难道华夏之外还有那么多不属于皇恩惠及的其他文明国家？难道中国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天下”中心？

起初利玛窦曾计划（按“零经度为中央经线”）如实绘制世界地图（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置于世界地图的边缘）

如果连中国基层官员和士大夫都难以接受这张世界地图，那么皇帝和朝廷文武官员如何接受这个现实呢？中国主流社会还能欢迎这张地图的绘制者吗？

当利玛窦察觉到这张世界地图将会产生的后果时，为照顾他拟结交的中国朋友的感情，也为自己获得定居服务中国的机会，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灵活予以修订。随后，一幅适合当时中国人视野的新世界地图面世了，这就是一五八四年利玛窦在肇庆绘制的“全球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

受利玛窦影响（流行于亚太国家的）现行世界地图（中央经线）

在这张新修订绘制的世界地图中，利玛窦从适应中国传统观念和学说的角度出发，迎合中国人的感受并尊重中国人的感情，将地图的中央位置“大方地”留给了中国，太平洋也被置于地图正中。利玛窦和金尼阁曾这样描述其情景：

    ……今天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译为“位于中央”。……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由于有这个看法，所以当他们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地图时，发现他们的帝国并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东边的边缘，不禁有点迷惑不解。（利玛窦）神父替他们绘制一幅世界地图并以中文字加以标注时，他尊重他们的看法，便安排了使中国帝国多少占据着中央的地位。（出处参见本书原文注解。——编者）

“太平洋格局”的世界地图

利玛窦神父奠定了适合亚太人视野的“太平洋格局”世界地图的基础

一五八四年，通过利玛窦这一灵活的修订，这幅中文世界地图从此也奠定了适合亚太人视野的“太平洋格局”世界地图的基础。虽然从利玛窦将世界地图在肇庆展示给中国人开始，很多国人慢慢弄明白了中国在地球上的大致位置，但四百多年来中国人仍然习惯于旧格局地图。直至二〇〇二年随着《系列世界地图》的诞生，国人才在地图表现的事实上彻底冲破了“自我中心论”。稍后，当中文版的《零经度版世界地图》面世时，标志着中国终在四百多年后才以“零经度为中央经线”的国际标准改写了利玛窦的以“华夏为中心”的中文世界地图传统。

虽然圆形的地球无所谓中心及边缘，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还是采用了利玛窦为迎合我们祖辈的心理而绘制的世界地图布局。四百多年前杨廷筠曾这样感叹：“西方之人，独出千古，开创一家，谓天地俱有穷也，而实无穷，以其形皆大圆，故无起止，无中边。”张西平因此认为利玛窦以这张地图打破了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夷夏之分”的传统观念。同时，它还打破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用利玛窦的话说，就是他令中国整个思想界感到震惊，因为几千年来，他们才第一次从他那里听到地球是圆的。

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心——利玛窦这种尊重和迎合中国人心态的适应策略，既满足了当时国人“华夏中心”的观念，照顾了中国人的感情和接受能力，同时也为传教士们自己以及刚刚诞生的中国教会拓宽了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假如当初利玛窦在肇庆不顾中国人的感情和接受力，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绘制地图的态度，那么，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教会史恐怕都要另写了。

既然地球是圆的，身居华夏皇朝的利玛窦为其中国朋友突出一下中国也无可厚非。同时，利玛窦的灵活也没有违背信仰和科学原则。万幸的是，利玛窦这次修改中文世界地图没有成为众矢之的。日后，无论其耶稣会同会会士还是其他修会会士，虽然都明知利玛窦的“错误”，但都默认和接受了。利玛窦在绘制世界地图上表现出来的灵活适应，奠定了其日后文化适应和社会习俗适应的基础。

（二）修订身份不断适应

一五八三年，利玛窦在进入中国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并不十分了解中国、中国文化以及当时的晚明社会。但他非常勤奋好学，谦虚地学习中国文化，极力尽快融入中国社会，怀着向往和真诚之心广交中国朋友，接近地方官府。期间，利玛窦通过修订身份、服装、名字，迈出了其文化适应的第一步。

据说在官府接受调查时，利玛窦曾以当时中国盛行的佛教术语和自己在印度学习工作过的经历答复，并称自己乃是“僧人事奉天帝，来自天竺国，航海四年，向慕中国政治昌明，愿得一块清静土，建屋造堂，不问澳门商务，终生事奉天帝。彼等自有劝募之钱，丝毫不会麻烦府台，敢祈府台允如所请，彼等将终生感恩戴德”。 利玛窦谦虚灵活的申述及真诚的态度打动了开明的肇庆知府王泮。不但受其友好接待，得以暂居肇庆，而且，日后更得以辗转北上，抵达北京。

显然，甫抵中国的利玛窦等一度模仿佛教出家僧人，削发剃须，身披僧袍，尝试以“西僧”的身份立身中国社会，接受了当地人给肇庆教堂所起的名字“仙花寺”，以寺庙称呼教堂，在中堂还顺水推舟地题上“西来净土”，是为立足而采取的适应方式。不过，根据自己招收的首个华人学生士大夫瞿太素的建议，并经过观察，为避免当时社会的误解，利玛窦随即调整了他的意大利同乡同会罗明坚先前的路线，将其自塑的“西僧”形象及别人所给的“番僧”称号，修订改造为“西儒”。利玛窦脱下袈裟，换上了读书人和士大夫们常穿的丝绸长袍马褂，待人接物以儒生秀才礼仪相见，坐上了读书人的轿子，并取了纯正的中文名、字和号。至此，利玛窦为其“合儒补儒”的主张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利玛窦及其同事在中国社会出现的身份经历了从“西僧”到“西儒”的这样一个微妙变化后，开始像当时的普通文人那样，蓄胡须、留长发、穿儒袍、戴儒冠、苦读《四书》《五经》，行为举止也学习当时秀才举人的温文尔雅的礼仪。

适当的身份极大地方便了利玛窦及其同会神父们的学术交流和传教活动。熟悉掌握了儒家礼仪风范的传教士们，不但以风度翩翩的西儒身份，还以其学贯中西的真才实学与士大夫为伍，出入于文人墨客之中，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和欣赏。在乡镇，他们结交乡绅儒生；在大城市，他们与文人政客交友，并主动接近最高统治者。最后，利玛窦做了明朝万历皇帝的正式门客，获得了中国士大夫的认同、接受和尊重，被中国知识分子亲切地称为泰西“利先生”和“利子”。 同时，利玛窦之后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大都遵循了利玛窦的文化适应路线，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礼仪习俗，并借助他们出色的才能和良好的品行，获得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欣赏。如汤若望做了满清顺治皇帝的玛法（爷爷）和通玄教师而得以“光宗耀祖”， 清朝钦天监监正南怀仁则成了康熙皇帝的近臣，三朝宫廷画师郎世宁修士备受宫廷上下的尊重。

从一五八三年以身披袈裟的光头僧人形象进入中国，到一五九五年蓄起长发胡须，换上儒服，坐上文人轿子，取了姓名雅号，利玛窦历经十二年的摸索尝试，表明他的文化适应策略是在不断地观察、学习和调整过程中探索出来的。

（三）虚心观察学习中国的文化礼仪习俗

一五八二年，利玛窦抵达澳门。随即开始潜心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文化。在历经艰险进入中国内地之后，从访问暂居乡镇州府，到最后定居北京，其足迹从南方肇庆和韶州，到古城南京，然后一路沿大运河北上直到皇城根下，横穿大半个中国。下从普通百姓、士大夫和官吏，上至朝廷大臣和万历皇帝，利玛窦通过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接触，对中国文化、风土人情和社会习俗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广泛的了解。

作为来自异域的西方人，利玛窦谦虚地学习和研究中国主流文化传统。虽然对中国社会长期盛行泛滥的如占卜、算卦、炼丹、女子裹足、一夫多妻制、溺婴、阉割太监制度等迷信陋俗，利玛窦曾予批评，但对于中华文明文化以及社会习俗，利玛窦以尊重、认同、包容和欣赏的态度，并从中西文化对比交流的角度做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同时也介绍给了西方社会。

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利玛窦对中国的传统习俗所做的那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即使今天的现代人读起来，仍然倍感亲切。比如：利玛窦以欣赏之心从西方人的视野对中国古人的见面礼诸如“作揖”和行大礼“磕头”以及“客气”的待客之道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再比如欢迎客人时，用掸子象征性地掸椅子的细节描述：“然后用手掸一掸土，虽然上面一点土的影子也没有。”

跻身于中国主流社会之中，利玛窦有机会参加各种宴会，并近距离地观察了解。因此，细心的利玛窦大到宴会的形式，小到酒盅和筷子与刀叉餐具的区别，还有敬酒“干杯”的方式以及划拳罚酒等习俗都做了细致的观察与描述，例如：四百多年前，利玛窦对中国人的频繁宴请，使用“硬果壳”大小的小酒盅“啜饮”白酒；西方人习惯冷饮，中国人习惯热饮等的对比描述相当准确有趣。

再者，利玛窦发现孝道在中国文化和道德中占有重要位置，家庭和社会也都非常重视孝道教育。而利玛窦对中国人的孝道的理解与认同也来源于他与他的中国朋友们的亲密接触的经验。比如：利玛窦对“居丧三年”的风俗既从中国古籍加以认识，也通过其朋友的实践而感同身受。“中国的道德书籍充满了有关子女应尊敬父母及长辈的教诲”，古代父母去世，儿女要“居丧三年”以“报答他们小时候父母怀抱他们的三年养育之恩”。利玛窦定居北京期间，正好遇上其好友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为此，徐光启回故里为父“居丧三年”不出（1607-1610）。这样，一六一○年利玛窦去世时，徐光启正好不在京城。次年一六一一年，徐光启回到北京，正赶上参加利玛窦的葬礼。徐光启在悲伤流涕的同时还亲自为亦师亦友的利玛窦神父扶柩抬棺，最后亲手将其下葬，并将下葬绳索带回留作纪念。

生活在中国，利玛窦不仅对中国人的见面礼仪，衣食住行、孝道仔细观摩研究，而且，还对古人相当重视的“红白喜事”中的“白事”——中国社会民间丧礼以及与传统的孝道相关的敬祖仪式也做了细致的观察研究。

    一位著名人物死后的三四天内，他的儿子和近亲就将措辞庄重而悲伤的书面通知送达所有的亲友。同时，做好一口棺木，把死者装殓进去。灵堂挂上白幔，地面铺满草席。灵堂当中搭起一个台，把棺木放在上面，还放一幅死者的像或塑像。以后四五天当中，亲友们都穿着丧服前来吊唁。……一批一批地前来，……要四拜四叩。……行礼时，死者的儿子或儿子们站在一边，全身穿白，流着泪……哀伤……

正是基于对中国人孝道的正确认识、对已亡先辈追念祭奠礼仪的充分理解，以及对包括其好友徐光启在内的中国教友们的真诚尊重，因此，利玛窦才宽容地认为叩拜祭奠已亡父母及先辈的礼仪不属于迷信行为，而只是一种社会习俗。中国神长教友可以祭祖，供奉祖先牌位。

基督徒因为寄希望于天国来世，故其丧礼相当简朴庄重。那些矢发神贫愿的修会会士本来拒绝铺张浪费的厚葬，但利玛窦去世后，在京耶稣会士和北京教友们完全按照京城社会习俗配上教会礼仪一连三天为利玛窦举哀。即使庞迪我和熊三拔等神父们也“皆穿白色孝衣，…… 腰间束着麻绳，鞋也缝上白布，佣人也披麻戴孝，对来致哀人的还礼”。可惜这种尊重和认同中国社会习俗的适应策略与态度后来因为“礼仪之争”而被抛弃了。同时，在京耶稣会士为尊重中国主流社会的葬礼习俗，珍惜士大夫朋友李之藻教友等的友情，不但接受了其定做的上等棺木来装殓这位可敬的神父朋友，而且，还接受了李之藻等人的建议，几乎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通过各种关系向皇帝及朝廷申请一块墓地。一六一一年十一月一日诸圣瞻礼，利玛窦得以入土为安，其遗体被体面地安葬在朝廷所赏赐的墓地，其西式坟墓和中式墓碑至今还是最典型的中西合璧。 为此，金尼阁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书末刊录了由李之藻起草以庞迪我的名义呈给皇帝的奏疏。

在京耶稣会士和李之藻等中国教友及朋友们为利玛窦成功地申请到墓地之事震惊了当时的欧洲。这说明“西方传教士的事业在中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当时的传教士们尝试将新建立的中国教会积极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事实上，为利玛窦申请墓地一事从始至终，可以说是（利玛窦）‘适应’策略最典型，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实践”。

……

三、“礼仪之争”的再现？抑或继续？……

四、从传教学皈依数量看利玛窦的文化适应影响……

五、结语

一五五二年为中国教会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方济各•沙勿略带着梦想在东方中国的上川岛上遗憾逝去。这一年，利玛窦在西方意大利诞生。三十年后，年轻的利玛窦为完成其同会前辈方济各•沙勿略的未竟事业毅然来到中国澳门。二十八年后，利玛窦在北京实现了沙勿略的梦想之后，阖然长逝。

“我把你们留在一个大门洞开的门槛上，他可以把你们引向能得到极大的报偿，但必须经过艰难险阻才行。”这是利玛窦神父一六一〇年五月十一日临终时的遗言。之前，利玛窦曾这样向其在华耶稣会同会神父弟兄们告别：“亲爱的神父们，在我仔细想过我要努力确定做什么才能最好地推进中国教会的工作时，我得出结论是：对它的进展最有利的事莫过于我寿终之日的到来。”

位于北京市委党校内的利玛窦神父之墓碑

自从踏足中国大地，利玛窦神父就爱上了中国和中国文化，并为中国和中国教会奉献了大半生。即使临终前，这位修会会士神父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是他所热爱的中国教会。他嘱咐他的同会弟兄们要怀着希望去继续他未竟的事业。对此，金尼阁曾说：“我们也不必惊奇，他在天上将推进中国的传教工作，利玛窦和大圣方济各•沙勿略一样实践了基督福音精神。他在天上将更强烈地希望着并且更有力量可以这样做。”“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John12：24）他们为中国教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利玛窦神父的安身之地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在纪念利玛窦去世四百周年之际，利玛窦家乡教区法庭重开了这位“天主之仆”（1984）的列品真福案的审理工作，并成立了一个历史委员会，将专门对利玛窦的作品进行研究与评估。利玛窦死在北京，为中国而死，列品应多听听中国神长教友的声音，采纳中国的证词。如果按照教会列品程序将利玛窦列入真福品，势必激励中国神长教友的福传心火，推动中国教会的发展。

四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一如其言，中国教会仍在不断地艰难跋涉中。利玛窦留给中国教会的不但是一种可行的文化适应的模式，更给中西文化交流留下了辛勤耕耘、执着追求的宝贵精神财富。

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华教会的福传接力棒已经交到了中国神长教友，包括国籍本土神职人员和男女会士的手中。……

我们应立足现实，继承利玛窦的遗志，适应时代，发展教会，继续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从宗教文化层面，推动民间文化交往，协助中西方消除意识形态上的误解隔阂，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理解与信任。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日• 辅仁大学）

摘自“第二十七章 利玛窦文化适应策略的现实意义”，《寻径》（新北市：辅仁大学出版社，2019）第563—5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