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斌主教专访：上海主教的使命与愿景（上）

2023年，沈斌主教就任上海教区主教。为帮助大家熟悉、了解这位新任上海教区主教，日前，《圣爱》对沈主教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访谈。借此机会，我们向沈主教提出了许多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比如，关于他的信仰与圣召经历，牧灵工作经验，以及上海教区的现状怎样、未来如何发展等。沈主教坦率而诚恳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这些回答也直接反映出这位新任上海主教的牧灵思路与行事风格。希望在他的带领下，上海教区能以全新的面貌成为中国教会的引领者。访谈内容于本期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圣爱：沈主教，您好！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吗？家庭的信仰氛围对您的圣召有什么影响？是什么让您决定选择度奉献生活的圣召？

沈斌主教：我出生、成长在江苏启东的农村。父亲是工人，母亲务农。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母都是教友，可以说我出生在一个世代信仰天主的家庭。我对于信仰的最初印象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每天都会看到父母祈祷。那是上世纪70年代，那个时代与现在的信仰氛围不同。父母他们自己祈祷，并没有告诉我关于信仰的任何东西，但他们虔诚祈祷的一幕印在了我的记忆里，也引发了我的好奇。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父母开始谈论信仰，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家庭一直是信仰天主的，也是在那一年，我八岁，从一位老教友那里领受了洗礼，也接受了我祖辈的信仰。虽然父母在 我小时候不能教给我信仰的道理，但他们的虔诚祈祷就是一种无声的信仰教导。可以说，我的信仰意识是从他们的祈祷举动中萌生的。我家的村子里有沈姓和施姓两个大户人家，都是教友，信仰氛围还是比较浓的。在这种氛围中，我很快就有了教友的身份认同。当时，我家距离教堂较远，大概10公里。而我父亲又在离家30多公里外的工厂工作，即使如此，在我受洗后，他每次回来都会带我去教堂。后来从学校毕业，我也有了经常去教堂的习惯。那时我很文静，但喜欢跟神父谈话，问这问那。有一天，母亲从堂里回来告诉我，神父在弥撒中提到修院在招生，鼓励有志于做神父的青年教友报名。尽管当时我并不了解做神父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有一种直觉，觉得这是适合我的道路。因为每次在跟神父接触的时候，我都能感受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我，可能就是这股吸引力带领我做出报名的决定。

我父母有三个孩子，哥哥、姐姐和我。17岁时，我进入苏州小修院读书。半年后，家里出了变故，我哥哥突然去世了。那时我侄子还没出生，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我就被父母叫回家去。当时我已经习惯了修院的生活，在家里总是心神不定，我母亲也发现了这一点。后来，侄子出生以后，我就试着跟母亲开玩笑说：“你不是要传宗接代吗，现在有了孙子，你是不是可以放我回修院了？”母亲纠结了很久，她也看到我在家时并不开心，所以最终同意了。于是1989年，我再次回到修院。

母亲心里始终在为我考虑，虽然她有一些放不下，但她也知道我的选择是好的，把儿子交给天主她很放心。父亲工作很忙，平时教育子女的机会也不多，我决定修道的时候，他只对我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要么不要去，要去就好好走到底。”过了这么多年，父亲也已过世，但我还是常常想起这句话。有父母家人的默默支持，对于当初的选择，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海门教区主教座堂

圣爱：信仰和圣召都是渐渐成熟的，您信仰和圣召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修院的培育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帮助您信仰成长的决定性事件是什么？

沈斌主教：随着修道生活的深入，我逐渐明白，圣召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初我对信仰的认识还比较浅显，后来经过修院的学习、灵修生活，我对信仰和圣召的认识也越来越成熟。与此同时，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是否适合做神父，是否具备做神父必要的条件和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犹豫。

在信仰和圣召成长的过程中，我常常感受到天主的召叫。修道生活中，我也曾面临许多选择和挑战。在读书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坚持下去。但是坚持下来以后，我慢慢地发现了自己的能力。首先，我比较有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苏州小修院毕业后，1992年5月，我去了北京的全国修院（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在全国修院读书期间，院内修士人数最多达到130多位，我们班人数最多的时候有70多位修士——后来有60多位晋铎成为神父。每年的几个大节日，比如圣诞节，修院都会举行联欢会来庆祝。有一次，我被推荐做主持人，做得还不错，后来就成了各种联欢会的固定主持人。再后来，很多比较严肃重要的场合，比如香港胡振中枢机、韩国金寿焕枢机到访全国修院的时候，修院也让我代表修士们发言。其次，我善于鼓励自己，建立自信心。到神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要练习讲道。第一次讲道时我有些害怕，第二次就好多了，后面就越来越自信。在修院期间的各种经历让我慢慢地建立了自信，包括读神学也是越读越有信心。当我觉得自身能力不足时，我就愈发努力，困难也就一个一个地克服了。如果没有天主的召叫，如果没有天主的帮助，我是不会这么轻松地越过这些困难的。正是这些经验，使我的圣召慢慢成熟起来，对做神父的决定也越来越坚定。

我感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我被祝圣为执事的时候。1996年7月，我们37位修士在北京南堂领受执事圣秩。我记得那天《中国天主教》采访我们新执事，他们问我有什么感受？我回答说：“耶稣在福音中说‘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适于天主的国’（路9:62），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我这么多年正是因为手扶着犁，常常往后看，让我更有勇气更有信心走到今天。因为往后看，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天主在我身上的作为。”

圣爱：晋铎后，您做过哪些牧灵工作？在堂区牧灵工作中，对您来说，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沈斌主教：1996年10月1日，我在启东曹家镇教堂晋铎。之后就被主教派到海门做本堂神父，直到2002年6月。这是我铎职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六年，也可以说是我铎职生涯中最喜乐的六年。我特别喜欢跟教友们在一起。在堂区时，我脑子里想得最多就是今天办了这个活动，那明天就办那个活动，我就沉浸在那种喜悦当中了。神父就应该生活在教友中间，并在对教友的服务中发现自己的价值。

那几年，我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本堂神父的角色之中。我经常带教友们去朝圣，每周举办不同主题的聚会，有时候也组织教友们野炊等，通过这些活动引导教友加深对信仰的认识，更加热心积极地参与堂区活动和服务，培养他们的堂区归属感。就这样，我热火朝天地忙活了六年。我刚到这个堂区的时候，主日参与弥撒的教友200多人，后来有300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最重要的是，在这六年中，我和教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时候，每个主日弥撒结束后，我从更衣室出来就走到堂门口，跟教友们打招呼。小孩看到我很自然亲切地喊“神父好”，年轻人看到我总要聊上几句，老人家看到我会拍拍我的肩膀。后来，在我被调走十几年后，海门还有教友念着“沈神父现在在哪儿？”即使现在已经离开那个堂区20多年了，每次回去，当年那些教 友看到我还是非常亲切。当时堂里七、八岁的孩子，现在他 们的孩子都七、八岁了。老年教友们看到我还是非常热情，就像看到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段难忘的经历一直记在我的心里。后来做了主教之后，我经常跟神父们说，我们神父一定要用心对教友，教友也会用心来对我们，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在这六年中，我把海门的教堂做了一次大的翻修改造，我自己画图纸，找人设计和施工。一边做牧灵工作，一边修缮教堂。

2002年，我被调到了海门教区主教府工作。因为当时郁成才主教年纪大了，把我调过去协助教区的管理工作。教区的工作与堂区不同，刚开始我没有做行政事务的经验，只能边工作边学习。2002年到2009年这七年基本上我都在忙于项目建设。先是修缮狼山圣母朝圣地，然后是建造海门教区主教公署。造主教公署的时候，我自己画草图，画好了交给设计的人，让他们按着这个图来设计，就这样摸索着去做。关于中国的教堂建筑，传统上都倾向于哥特式，我觉得我们应该融入更多的中国建筑风格，传教士来中国后，他们就建了很多中西结合的教堂。我认为中西融合的建筑风格会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也不能走极端，建一座像庙一样的教堂我也接受不了。

总之，这14年的铎职生活让我感受到了做神父的幸福。这种幸福感，一方面来自于做本堂神父时与教友们的相处——我为他们付出，他们也热情地欢迎我、信任我，愿意积极参与配合我在堂区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教区和教堂的建设——经过不断学习和辛苦付出，终于看到了成果，心里还是挺欣慰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努力地工作，而且深深地体会到工作的价值。我一直提醒自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会的工作中，把自己奉献给教会，也奉献给教友。

狼山圣母堂

圣爱：2010年，您被任命为海门教区主教，您怎样开展您作为教区主教的牧职工作？您能简单回顾一下您在海门教区十多年的牧职工作吗？

沈斌主教：2010年4月21日，我被祝圣为主教。海门教区有15位神父，18位修女。海门教区神父不算多，但是神父们很团结，这都是郁成才主教打下的基础。在担任海门教区主教之后，我主要的工作是继续团结神父们，一起推进教区的各项福传工作。

首先，我尽力完善教区的各种制度，比如规范财务制度，制定弥撒献仪登记与使用制度，资金使用审批流程。这些措施使教区资金能够得到透明化管理与合理使用。我规定了主教的资金使用权限，超过一定数额的资金使用需要司铎会议通过。其次，为了激发神父们的传教热情，我尽量给神父们更多的信任和自主权。这样，神父们就能更积极地做好堂区建设和牧灵工作。后来事实也证明这种信任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另外，我也寻找各种机会培育神父、修女，让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到提升。第三，是对教友的培育。通过举办教友培训班及各种活动提高教友们的信仰素质。第四，我希望海门教区能够被更多的人了解，让大家知道海门教区的历史、海门教区现在在做些什么，所以，我加强了对教区的宣传，通过教会媒体的报道，让大家认识海门教区并对海门教区有一个不错的印象。

沈斌主教降福教友

与此同时，我在海门教区举办了几个大型活动，包括天主教中国化神学研讨会、海门教区成立85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亚恳中国年会等。通过举办研讨会和各类活动，增强了海门教区与外界的交流与合作。为纪念海门教区成立85周年，我在主教座堂铸造了三尊铜像：第一尊是海门教区第一个教友徐启元，他是在明崇祯十年（1637年）领洗奉教的；第二尊是海门教区首任主教朱开敏主教；第三尊是郁成才主教。我希望借着这种方式纪念开教先贤和为教区做出贡献的主教们。朱开敏主教和郁成才主教是我学习的楷模：我要学习朱开敏主教艰苦创业的精神，从1926年担任 海门教区主教起到1960年去世，他为海门教区建造了150多座教堂；而郁成才主教则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他的德行善表也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常常跟人说，这两位主教就像支撑我的“两条腿”一样，哪一条腿都不能弱，只有这样才能自如地往前走。

朱开敏主教（1868-1960）

2016年底，我被调到北京，担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爱国会的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2022年8月当选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在北京的六年，我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收获，拓宽了眼界也提升了能力。负责中国教会的相关工作使我了解了中国教会更多 的情况，因此，在国外访问时我是很自信的，我从不怕被问到关于中国教会的问题，因为我的脑子里都是数据和资料。总之，对我而言，这又是一段非常忙碌但充实的时光。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喜欢工作、努力奋斗的人，我的特点 是“快”，不论是说话、走路还是工作，我都要求速度，强调效率。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个长处是比较好学。从管理教区开始，我就有意识地不断学习和摸索，边做边学，无论是跟人谈话还是参加活动，我都会用心聆听，学习别人的经验和做法，不断提升自己，充实自己。

圣爱：您在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工作使您对中国教会有了一个整体的视野，您认为中国教会今天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沈斌主教：今天的中国教会的确面临着一些重要的挑战和困难。比如教会在社会中的形象比较模糊，社会公众对教会缺乏了解。这其中有很多很复杂的原因，包括我们的教友人数在中国社会中占比很小；我们的“声音”不够大； 大家对教会的认识很有限；教会对中国社会所做的贡献还没有被大家充分地了解等等。另一方面原因是，中国教会自身存在的人才匮乏（特别是缺少有影响力的人才）、后继乏力的问题。这导致了我们在社会很多领域的影响力不足。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中国教会要更好地发展，我认为首先需要加强教会自身各方面的建设。教会有自己的传统与存在模式，这都是我们的优势，但是，今天的中国教会尤其需要与时俱进，我们应该在坚持既有良好传统和模式的基础上，勇敢地思考并积极地做出改变。社会在变，人也在变，教会应该切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做出一些适应性的改变。这么做的目的不是让教会随波逐流，而是为了突出教会的身份与使命，让教会更容易为大家所认识和接受。

其次，中国教会需要开放自己，向中国社会打开自己，与社会各界人士对话，与当代的思想与文化对话。教会应该有自信，我们有丰富的精神资源和古老而美好的传统，我们要以开放的胸襟勇敢地呈现自己。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教会要打开门，自己走出去，也欢迎别人走进来。

沈斌主教（中）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

沈斌主教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

第三，中国教会，特别是神职人员，应该增强自己的使命感。教会的使命是广扬福音喜讯，这个使命是基督交给教会的，不只交给了神职人员，还交给了所有教友。虽然现在我们神职人员总体来说有不错的使命意识，但仍需要进一步培养和提升，让大家充分意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使命。使命感的增加会激发我们的热情，提高我们的积极性。教会也需要培养教友的传教使命，因为身处社会各个领域之中的教友，他们拥有教会与社会的双重身份，他们才真的是连接教会与社会的桥梁。

最后，我们也要加强整合中国教会的人才资源。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数据库，收集了全国范围内的归国留学神职人员信息，下一步就是要充分利用这些人才资源，例如成立研究机构，让他们发挥所长。实际上，人才问题是我们中国教会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教区主教这个层面。主教们需要思考如何珍惜和用好人才。我们要想方设法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机会，让他们为中国教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此外，中国教会也必须重视后继力量的培养。鼓励更多年轻人献身教会，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培育，让他们成为教会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于那些有学习潜力的年轻人，我们应该提供机会，让他们出国留学，积累知识和经验。通过这种良性循环，我们才可以不断地挖掘和培养人才，保持教会的活力。总而言之，我们需要持续反思和改进，注重培养人才、信任人才、使用人才；注重思路创新，与时俱进，找到适合当前环境的传教方式，确保中国教会健康传承和顺利发展。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实现的目标。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相信在天主的带领下，我们能够找到适应变化的路径，为中国教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圣爱：2023年，您被任命为上海教区主教，您的牧职生涯又开启了新的篇章。“在主教的主要职务中首推宣讲福音”（《教会宪章》25），作为上海教区主教，您认为在上海，福音讯息应该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又能以怎样的方式被宣讲？

沈斌主教：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很繁荣，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丰富多彩。在上海，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感受到科技和经济的飞速进步，这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带来了很多益处，也提供了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在肯定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忽略它们带来的问题。它们的确解决了人们生活的很多困难，但关于人自身存在的终极问题，比如人的意义与价值、人的来源与归向，它们并不能提供答案。它们不仅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有时反而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和突出。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更容易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而教会有责任为他们提供自己的解答。

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世俗化。这也是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的进步使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我们只凭自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种错觉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把超越、神圣和永恒从自己的存在中推了出去，只留下了孤零零的自己。世俗化的本质就是没有天主的人，没有教会的社会，没有永恒的时间，没有彼岸的此岸。这种思潮的影响力在上海这座现代化城市中是显而易见的，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世俗化的结果就是人们受困于精神世界的荒芜，对超越的渴望无处着落，不断迷失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中，找不到抚慰孤独与痛苦的对象。世俗化使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很难占据一席之地。

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多元化的价值观。上海海纳百川，汇聚了各种文化与思潮，也有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有保守的也有前卫的；它们彼此之间可能会兼容，也可能会冲突；有些对人有益，有些对人无益。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有很多，基督信仰的价值观是否也可以成为他们众多选择中的一个呢？

天主教会不是出世的，而是积极入世的；教会不在社会之外，而在社会之中。在上海，教会应该以文化为载体来传扬福音，构建一种福音的文化。福音正是关于人的文化。在面对今天人们的思想形态、生活状况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批判——批判世俗化或批判其他价值观念，而是要把福音的文化展现出来。福音是关乎人的真正福祉的文化，它是对人终极问题的回答，它始终是人的安慰与希望。当福音与人相遇时，它不会去批判而是提供援助，它不会去指责而是给予陪伴。福音接纳人性中一切美好的部分，它也同情人性中不堪的部分。上海是包容的，福音则更加包容，它向所有人敞开自己，因为福音就是创造者与救赎者耶稣基督。

徐家汇天主堂的两个钟楼之间有一尊耶稣手持十字架的铜像，在这繁华的都市之中，这尊耶稣像正对着漕溪北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与行人。我每次看到这尊像就会想到，不管我们的声音多么微小，基督就在这里，祂注视着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

沈斌主教祝圣执事

2023年，沈斌主教就任上海教区主教

圣爱：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是“教义的导师、神圣敬礼的司祭和治理的服务者”（参《天主教法典》375条1 项）。作为主教，您对上海教区现在及未来的设想与愿景是什么？

沈斌主教：主教的权力在于服务，服务于天主的救恩，服务于天主的教会，服务于天主的子民。为了履行服务的使命，作为主教，我需要上海教区全体神父的协助。所以，我的第一要务就是要促进教区司铎团的共融与团结，他们分享了主教的职务，分担了主教的责任，我在他们之中并与他 们一起负起这个基督交予的担子。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一起往前走，只有一起走，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在这个前提下，对于上海教区，我认为当下需要做的是改进教区的各种制度、改革教区的机构、制定教区的各项规划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征询了大家的建议，正在进一 步思考和酝酿，目前也有一些初步的想法。虽然不是所有的想法都能立即实现，但我们必须逐步付诸行动。许多问题不是没有进展，只是需要时间。在这个逐步改进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有的容易，有的不那么容易， 比如有些问题会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有些问题可能是我们主观层面还有不足。我来到这里不是来图虚名的，而是希望可以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此外，我非常需要人才来支撑教会，只有有了强大的人才支持，教会才能有影响力，才能稳步地向前发展。因此，我会综合考虑现有的人才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不拘一格地寻找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争取把上海教区的各项事务都尽快理顺、做好。

上海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我认为上海教区的定位应该匹配这座城市。换句话说，上海教区也应该像 上海这座城市一样现代化且具有活力。我们不能总是墨守成规，思维僵化，固步自封，生活在自己幻想的安全感之中。我们要在坚持教会信仰原则和良好传统的基础上，跟上时代，与时俱进。教会事业的发展需要与此时此地的具体处境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有勇气做出改变，走出舒适圈，开拓视野，积极进取。我们的使命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放在记忆中的，而是扛在肩上的。在上海，教会的生活与发展需要我们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因为福音是万古常新的，新酒要装在新皮囊里（路5：38）。作为基督的工具，如果我们尽职尽责，福音才会藉着我们的服务而焕发出吸引力和生命力。我希望上海教区能在我们的努力下建设成为与上海的经济、文化、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教区——自信、开放、充满活力——这才是上海教区应有的模样。

敞开大门的徐家汇大堂

就像上海这座城市走在中国前列一样，上海教区也应该走在中国教会的前列。上海教区有非常好的基础和非常多的资源，我们有17个机构，有闻名全国的光启社和佘山修院，所以我们的目标要定得稍微长远一点，未来的上海教区 一定要走在全国前列，最终目标是要引领全国。上海教区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和格局。

作为上海教区的主教，我把自己的任期定位为“过渡期”。什么叫过渡期？就是在此期间，我将全力以赴做好关于教区完善与健全的工作，打好基础，把更重要的工作交给后面的年轻人，他们一定比我更优秀，他们的条件肯定会比我更好。所以，我一定要过渡好，尽好这份责任，将来把一个各方面基础都比较好的教区交给后来人，相信他们会比我做得更好。我把我对上海教区更大的期望放在他们身上。

相关链接：沈斌主教专访：上海主教的使命与愿景（下）

原载：天主教上海教区《圣爱》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