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皇帝与教廷关系

    6月10日“信德”“神州大地”载《景教残碑在包头出土》一文说，近日，内蒙古的考古学家盖山林，在内蒙包头市达茂旗敖伦苏木发现了一块用古叙利亚文、蒙古文、汉文三种文字书写的景教残碑。碑首刻有十字架，碑文如下：“这坟是阿兀剌编贴木郏思的，京兆府达鲁花赤……享年三十六岁，终。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记。”据查：元泰定四年为公元1327年，死者是元代汪古部贵族。
    据我所知，元代的京兆府就是现在的西安，达鲁花赤是元代官名，元代汪古部人原生活在现山西省北部与内蒙古接壤处。这块出土的残碑是墓碑，与1625年在西安出土的唐代大秦景教碑不同，但碑首都刻有十字架，碑文都有叙利亚文和汉文则相同。
    唐代景教，自唐太宗九年（公元635年）起，流传210年，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下诏灭法毁寺（指佛教）。但此举也波及大秦景教。自此，景教在中国内地销声匿迹。然而，在元代和北宋的中国西北边陲，仍有景教流行，如蒙古的克烈部、乃蛮部、汪古部以及新疆的回鹘人等，依然多奉景教。他们的后代在元皇朝时，向内地迁移而有所发展。
    在元代，蒙古政权扩及欧亚两洲，交通大为畅通，可以说蒙古人是最早与西方基督教文明有着密切并广泛的接触，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深明邦交礼仪的一朝统治者。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年），首次遣使勤见罗马教皇，请派教士东来宣教。有教士伟立尔莫、尼各老等同使臣来华，建堂传教。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复遣大臣再赴西国谒觐教宗，使臣面奏：“中华蒙古皇帝久已尊崇圣教，请多派传教士东来，广宣正道。”
    1285年，汪古部景教教士拉班·扫马，又称巴扫马，奉帝命致书教宗：“以基督之名，阿们！蒙大汗之恩，奉阿鲁浑王之命，谨致书神圣之父教皇。我国已故母后，（即昭慈太后）是一位基督徒。我们慈爱之父阿劳姆大汗及其子慈爱之阿八哈，在他们管辖之疆土内，一直保护所有基督徒（元时称“也里可温”）。现在又诚意为神圣之父奉上香和法服。”（此为摘译，原信存梵蒂冈档案）
    1287年，元世祖又派出以教士拉班·扫马为代表的一个使团。他们从里海一港口出发往君士坦丁堡，从这里启程，航行两个月，到达那不勒斯，再从陆路抵达罗马，希望觐见教宗。但在使团抵达之前，原教宗于1287年4月3日去世。在等待选举新教宗期间，拉班·扫马与使团人员遂去法国谒见法王腓力四世，又去英国谒见英王爱德华一世。次年1288年春，使团回到罗马觐见新教宗尼古拉四世。在圣周内，他们参与了新教宗主持的礼仪，从迎圣枝、濯足礼、耶稣受难到复活节。拉班·扫马记述说：“当我主教皇布道时，因聚会的信徒非常多，能听到的只是广大信徒的同声应答‘阿们’的声音，真是震天动地。”拉班·扫马回国时，曾带回教宗尼古拉四世致鞑靼国阿鲁浑王的回信（书信副本现存梵蒂冈教廷档案）。
    元世祖二十七年（1290年），教廷特派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来华。孟高维诺经陆路长途跋涉，于1294年抵达大都汗八里（今北京），帝厚礼待之。京内建有教堂三座，与宫殿毗连，堂中唱经奏乐，音达紫宸。帝亦率领大臣，频临圣堂，恭瞻典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教宗敕授若望孟高维诺为北京大主教，士庶感化者三万余人。
    最后，我想提一个考古方面的问题：在西安出土的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首上刻有一个十字架，其四端刻有百合花形，与印度迈兰普尔多默宗徒坟墓上的十字架相同。这次内蒙古包头市出土的景教碑上也刻有十字架，若是它的四端也刻有百合花形，我认为元代蒙古汪古部（ONGUT）景教徒，有可能是唐代景教徒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