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博物馆的起源

（梵蒂冈新闻网）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收藏，到现代博物馆学的诞生。在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考古研究的推动下，博物馆于18世纪欧洲人“壮游”（Grand Tour）的目的地——教宗之城梵蒂冈诞生。

让我们回到1506年1月10日。在罗马奥皮奥丘陵（Colle Oppio）葡萄园干活的几个工人为他们铁锹下碰到的硬物烦恼的时候，一个雄伟的大理石群正在散发光芒，学者和艺术家立刻认出它就是公元1世纪下半叶老普林尼在提图斯皇帝之家“Titi imperatoris domo”中描述的拉奥孔。时任教宗儒略二世（1443-1513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米开朗基罗和朱利亚诺·达桑加洛的建议，购买了这块精美的大理石，透过这一极具沟通能力的形象，向世界展示他的牧职和异教之城罗马之间的连续性。

维吉尔在《埃涅阿斯纪》中叙述的这位特洛伊祭司拉奥孔，极力呼吁人们不要相信木马，并因此而惨遭杀害。这个故事后来于公元前40至20年间在罗德岛被雕刻成艺术品，它实际上是罗马城建立的前提。教宗儒略二世在伯拉孟特的帮助下，于梵蒂冈山上的橘子花园和树篱花园中，展出拉奥孔与他的儿子被海蛇缠绕而死的雕像组。这里还系统性地陈列了其他一些珍贵的雕塑藏品，并由此诞生了雕像庭院的名称。在儒略二世之后，美第奇家族的教宗良十世和克莱孟七世，以及保禄三世，延续了这一传统，将这个外交场所变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必不可少的求学之地。

对世俗艺术的兴趣在反宗教改革时期受挫，但在18世纪克莱孟十一世教宗 (Clement XI ) 重新赋予古代雕像主导地位。他非常关注著名雕像的保护状况，像埃及艳后（Cleopatra）；设置了栏杆，安装来自君士坦丁大殿庭院的青铜松果，推动以考古的方式来研究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希腊文和拉丁文手稿。在罗马向公众开放古物收藏的想法就是在这段时期形成的。于是克莱孟十二世教宗（Clemente XII ）于 1734 年开设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博物馆——卡比托利欧博物馆。

教宗国是博物馆学的发源地，并很快成为国际典范，成为第一个通过立法来保护艺术遗产的国家。现任梵蒂冈博物馆希腊和罗马文物部助理馆长克劳迪娅·瓦莱里 (Claudia Valeri) 解释说，“当时的考古浪潮汹涌，并且因为发现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而掩埋的罗马城而备受鼓舞。”

德国学者、考古学和现代艺术史之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深深迷恋著永恒之城罗马，他在枢机主教亚历山德罗·阿尔巴尼 (Alessandro Albani) 的保护下在罗马生活了十三年，对于那些想完成一次“壮游”的旅客而言他就是参照和指南。1763年，他被克莱孟十三世任命为罗马古物专员。他在梵蒂冈的存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文物珍宝”已经不单单是构建美学价值的对象，也成为理解和重建历史的文件。对此，温克尔曼写道，“若非亲眼所见，谈论文物就如瞎子画画”。几个世纪以来罗马遭受劫掠的痛苦，增强了他保护艺术遗产的敏感性。

1769年，方济各会的克莱孟十四世登上教宗宝座，为了防止罗马文物在国外扩散和销售，他开始建造罗马的第二个公共博物馆，新的博物馆从宗座大楼进入。庇护六世于1775年当选教宗，延续了前任克莱孟十四世对博物馆的建设，而且更具创新性，推动考古挖掘，购买雕像，为梵蒂冈博物馆项目增添壮观并赋予新动力。事实上，这是第一次由建筑师米开朗基罗·西蒙内蒂（Michelangelo Simonetti）设计用于展示古董的大型建筑。

助理馆长克劳迪娅·瓦莱里解释说，“展厅内不仅有雕像或半身像，还有浅浮雕和马赛克，它们都是根据出土文物而设计。圆厅（Sala Rotonda）就是这种情况，它的灵感来自万神殿，并以奥特里科利（Otricoli）发现的大型马赛克地板来布置空间；而希腊十字厅（Sala a Croce Greca）的设计与圣海伦和科斯坦萨的巨大斑岩石棺有关；而缪斯馆（ Sala delle Muse）旨在容纳在蒂沃利发现的雕塑组合，展厅四周绘有托马索·孔卡（ Tommaso Conca）按照《帕那苏斯山》风格创作的湿壁画，描绘了艺术和哲学的盛典；还有迷人的大理石动物园馆（Sala degli Animali），根据当时的百科全书精神，这个房间旨在容纳动物世界中最多样化的生物”。此外，庇护-克莱孟馆（Pio Clementino）对外开放的入口，不再是宗座大楼，而是从梵蒂冈花园进入：一个优雅的楼梯将新建筑和之前观景庭院的“走廊”连接起来。

庇护-克莱孟馆藏有1600多件无与伦比的作品，即使在今天，观景庭院阿波罗雕像仍然吸引着游客们，就像三百年前吸引温克尔曼一样，他们在大理石中看到了“古代艺术作品中最高的艺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