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作春泥更护花

——追忆我的母亲桂芳亭

一梦未醒又一春，举目不见老娘亲。
今我亲人还有几？面对遗容泪纷纷。
姐弟四个长成人，哪个不费慈母心？
慈恩未报母离世，遥对星空自伤心。
母亲一世人尊敬，医病救人传福音。
垂训立表守十诫，衣食淡泊苦修身。
一生数遭风浪侵，二十余载受迫窘。
为爱天主苦亦乐，百般凌辱总坚贞。
母亲教我爱天主，全力全灵亦全心，
慈颜顾我儿心暖，慈音训我儿觉亲。
母亲母亲儿呼您，您是儿的好娘亲。
踏着您的足迹走，天南海北传福音。

    这首“忆慈母”的诗是母亲辞世周年时，我流着泪写成的。距今为止，母亲已离开我2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常常想起母亲，想起她的福传事迹，想起她一生走过的福传之路……
    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虔诚奉教的教友世家，从小她没上过一天学，但因着天主的特别垂爱，母亲在老一辈人的指导下，通过念经和背诵经言要理，久而久之，她竟然也认识了许多的字，还通读了《新旧约全书》、《邪正理考》、《古史参箴》、《崇修引》等圣书。母亲她天生聪慧，过目不忘。她讲起道理来娓娓动听，深受邻里的喜爱。她跟本村的老中医周四爷学过医道，能开药方治病，推拿按摩也样样精通，看小孩常见病更是方圆几十里远近闻名。母亲她还会接生，我们村子里现在40至60岁的人，差不多都是我母亲当年给接的生。母亲给人接生，分文不取。
    以上所说的母亲的这些特点，都成为她后来传播基督福音的有力武器。
    母亲把从圣经上所学到的天主圣言和教会道理，不是只装在自己脑子里，而是和她所接触的人共同分享。正如耶稣所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为光照家中诸人。”夏天在门前乘凉的时候，母亲身边总是围坐着许多妇女和孩子，母亲就给她们讲圣经故事。什么天主造世啦，洪水灭世呀，梅瑟颁天主十诫，以色列人过红海呀等等。新经故事讲的就更多了。冬闲时和许多老人在家里祈祷，祈祷一完又是讲圣经。我很小的时候脑子里就装了许多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圣经故事，这对我现在的信仰人生无疑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母亲看小儿病时，她走到哪里，就把福音传到哪里，使许多人接受了福音的种子，成了天主的儿女。对于那些医治无效的婴儿，母亲更是千方百计地和孩子家人商量，讲道理，征得同意后，给濒临死亡的婴儿代洗。
    在1960年三年经济困难的岁月里，全国人们都忍受着饥饿的威胁，粮食很是珍贵。在离我们村三里多地的北河村西边的破庙里，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穷老婆婆，她靠乞讨度日。母亲从那里经过发现后，就多次去那里探望。后来又带着村里的另两位老人，拿着从亲戚家里弄来的一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玉米糁去看望这位老婆婆。她们给老婆婆梳头、洗脚，讲教会的各端道理。在母亲和另两位老人的感化下，这位老婆婆很高兴地接受了洗礼，成了天主的儿女。老婆婆去世后，她们还多次去坟上给老婆婆祈祷。
    1964年的夏忙后，村里驻进了宗教运动工作组，来势凶猛。一个平静祥和的村庄，刹时恐怖不安。他们把群众分为三类：第一类积极分子，第二类中间分子，第三类坏分子。他们利用救济、照顾获取了积极分子的协助来整二、三类人。他们大肆宣扬宗教是迷信，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耶稣这样的人，天天晚上开会，逼人背教。开始教友们还都很坚强，但经不住工作组的恐吓、批判和车轮战（就是工作组配合积极分子分三班，三班每晚轮流给群众开会，谁不背教不许回家睡觉，天亮还要下地干活，不许短工，谁短工就批判谁）的折磨，纷纷退教。最后只剩下了本堂张有执神父、我的母亲、李宏义老汉（罗马留过学因病未圣神父）和我的哥哥（智力低下的老好人，敢和工作组顶嘴）。宗教工作组一直搞到1965年底才告一段落。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母亲和神父经常被批斗、罚站。母亲的两只脚肿得老高。我当时还在上初中，眼睁睁地望着母亲受折磨，心里象刀割一样的难受。为了不使母亲再受折磨，我就对母亲说：“妈，您也给人家说了吧（指背教），反正咱心里信天主，天主会原谅的。”母亲说：“傻娃呀，你能哄了别人，还能哄了天主吗？耶稣说：‘谁在人前承认我，我在父面前也承认他’；‘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的，却要害怕那连灵魂带肉身都投到地狱里的。’妈平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这么好的事。妈有天主给加力量，你不要担心。”接着她还给我讲了山西教难中的故事。就这样，母亲仍天天领着我们全家人在晚上熄了灯悄悄地念晚课和玫瑰经。
    1966年下半年，宗教工作组还没有完全撤退，“文革”就又开始了。
    文革主要整的对象是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我家虽是贫农，但母亲在历次宗教运动中都被整过，所以母亲也成了挨整的对象。母亲和神父经常被拉去批斗、游街。他们用三合土（猪粪、牛粪和土）做了个刘少奇的泥像，让母亲和神父抬着。母亲胸前挂着一个大木牌，上面写着：“坏分子桂芳亭”。时间长了，母亲脖子上被绳子勒出了几道血印。但是母亲总是很乐观，她把一切都献给了天主。文革虽然如此厉害，但母亲还暗中给许多婴儿代洗。
    大约是在1975年，我们村来了一户从彬县来的穷人，夫妇二人，带着三个孩子，男的姓王。母亲从来对穷人很爱，总是让他们坐在凳子上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家再难，也不让他们从家门前空手而过。姓王的来到我家讨饭，母亲不仅让他们坐下一起吃饭，走时还给糁子给面。时间长了，母亲就给他们讲天主、讲耶稣。我管那位姓王的叫王哥，村里都称他老王。老王全家人住在临村的一个土窑洞里，他的妻子怀有七、八个月的身孕。母亲经常和前面说的那两位老人（一个是丁志武的母亲，一个是李汉平的母亲）带着米面去看望他们。等坐了月子又提上鸡蛋挂面去看望。那女人坐完月子后，全家人都进了教。后来老王落户在乾县关头，那里也是一个教友人数聚居较多的堂口（属三原教区），老王还被选为会长。
    1976年，公社组织灌区的人在六支渠上看水，我也是其中一员。在渠上我结识了一位从四川成都歌舞团离休的乐队指挥，他各类乐器都很精通。我俩很要好。我在母亲的感染下，也有一腔传教的热火。我俩在一块儿看水，坐下来就谈论天主，谈论人生。后来，我多次领他到堂里望弥撒（实际上是生产队的场房，当时还没有教堂）。他常来我家，一来母亲就给他讲道理。我也常去他家。我称他为马叔，关系密切了，他也邀母亲到他家做客。这正是母亲求之不得的事情。就这样一来二往，我们几乎成了亲戚。在母亲的宣讲和劝导下，他的老伴和一个女儿领了洗，他也答应进教，但当时还没有领洗。
    1982年夏季，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忽闻马叔住院的消息，母亲坐立不安，要去医院探望。我和母亲各打一把伞，就向贞元医院急行。风大、雨狂，没走多远，两把伞都被风刮翻了，脚下的水像小河渠的水一样哗哗地流。我们收了伞，我扶着母亲，顶着风雨，踏着泥泞，艰难地走着，眼睛被雨水迷住了，就用手抹一把。因为是逆风逆雨而行，六、七里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医院，我和母亲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进了病房，马叔一眼看见了我们，挣扎着坐起来，他两股热泪一直流到胸前。他拉着母亲的手，激动地说：“大嫂，我对不住你，到现在还没有领洗，让你受这么大的苦！”母亲安慰了他几句，让他发痛悔，立即给他代洗。我们回家不几天，马叔就离开了人世。马叔死得安详自然，像睡着了一样。李神父和我们村的乐队一起为马叔出了殡。后来，他的小儿子也进了教。
    1983年，母亲被凤翔教区的卓副主教请去传教，一去就是两年多。因母亲她经常守斋克苦，再加上不知疲倦地工作，以致积劳成疾，她只好于1985年回家养病。在家养病期间，经常有教友前来探望母亲。1985年腊月初六早8点左右，母亲在众教友的祈祷声中安息主怀。
    母亲在临终前，仁慈的圣母前来接她的灵魂。我虽然没有看见圣母，但是我看到了母亲当时那种激动而急切的神态。知道当时是圣母来接我母亲的灵魂上天。为了给母亲守临终，我整整陪伴了母亲三个晚上。到了第三晚上后半夜，我实在熬不住了，就在母亲旁边睡着了。大约凌晨5点钟左右，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母亲在喊圣母。我心想可能是圣母来了，想睁开眼看一下，可怎么也睁不开。我强打起精神，睁开了眼睛。刚一睁开眼，就看见母亲干枯的双手举向空中，嘴里还在不停地喊着：“圣母，圣母，把我引上。圣母，圣母，把我引上。”大约喊了一分多钟，才放下了双手。我贴着母亲的耳边问到：“妈，得是圣母来咧？”母亲说：“是圣母来咧！”母亲死后，脸色反倒红润，面带笑容，停尸七天，身体柔软如活人。
    母亲一生，虽然平凡，但她在平凡的人生中活出了自己的信仰。她上爱天主，下爱世人，处处荣主益人，广泛传播主的福音。母亲的一生，是福传的一生，我的好母亲，您永远是我福传的榜样！我一定会将您福传的接力棒接过来，更好地将主耶稣的福音传播开来，我们教会这个“葡萄园”也定会更加的枝繁叶茂！
    母亲大人，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