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和朗士宁
2006-03-15 09:00:04 来源：信德网
在清朝历代的皇上中，真要数乾隆皇帝最风光了。乾隆善于舞文弄墨，有许多的文化包装，留下了许多佳话。
如果我有时间，真想写一段“乾隆和朗士宁”的故事。朗士宁原名焦寒佩·卡斯蒂利奥奈，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1715年这位二十七岁的意大利人，以耶稣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东方，先抵达澳门，后来到北京，居住在东城外的东堂（又称圣约瑟教堂）。由于他擅长绘画，在1723年9月15日被召入京西海淀的如意馆内工作。
朗士宁进如意馆之初，虽曾经参用西洋画法，为雍正皇帝画了一幅《聚瑞图》和一幅《蒿献英芝图》，并得到皇上的赞赏。但最终得到的回复是，皇帝下了一条手谕，建议宫里洋画家们采用中国绘画工具，熟悉中国笔墨的特殊造型意味。这使得朗士宁等画家感到意外，但渐渐地他们明白了自己唯命是从的地位，掌握了入乡随俗的方式，于是那笔头画出的是兼西兼中的形象和风格。后人能见到朗士宁的油画很少，因为他在清宫中大多是画国画。后来，连他固有的绘画观念也发生了转变。1735年雍正驾崩，高宗即位，好在乾隆还喜欢西画，以为水彩画法与传统画法有相通之妙，故表示赞许，然他不喜欢油画。
现在只露残骸的圆明园，在乾隆的时代可说风光无限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西方美术如此大规模，多品种移植到本土，并且又融会中、西风格的景观文化。其中的西洋楼“长春园”美不胜收，便是这样的典范。要说此“长春园”，便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乾隆和朗士宁的故事。有一日，乾隆在殿上翻阅新进贡的西洋画册，恰巧看到以水彩画法所绘的建筑图样，便兴致勃勃，命朗士宁作讲解，并问朗士宁，京城之中的洋人里，有谁善于西洋建筑此道的，于是朗士宁便向乾隆推荐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乾隆当即召进，并命蒋友仁协助朗士宁在圆明园内建造西洋楼。郎士宁被指定为“西园”的首席建筑师。
朗士宁参照了许多欧式建筑图书资料，大胆设计了一组西洋楼的平面图和透视立体图。在后来的实际施工中，他又连续推荐了一些传教士参加设计工程。据历史记载，“长春园”约兴建于1749年，那是乾隆十四年的时候，两年后完工。
朗士宁的许多史料都可以从《清档》中查到。这位意大利人在宫里，即当教授，又当画家，还做工艺师，到了乾隆时代更是受到极大的器重，被奉为首席画师。这位外国画家和乾隆皇帝的关系实在不薄，乾隆曾经题画诗曰“写真士宁擅，绘我少年时”。他还认为，朗士宁的画，“无过其右者”，这些都算是表达了他对朗士宁的一种赞誉和印象。
清廷西风，构成了18世纪中国宫廷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在朗士宁的周围还有不少外籍的宫廷画师，虽不比朗士宁名声显赫，但同样为清代绘画作出了贡献。从18世纪开始，俄国教会每隔十年派出一个使团常驻北京。
安东·列加绍夫是使团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画家。当时俄国的《美术论》曾经这样报道：“列加绍夫在北京的名望，就像提香在意大利，甚至有过之而不不及。”列加绍夫在中国十年间，创作了四十幅油画肖像。十六幅礼品画，还为北京的东正教圣母升天教堂画了十六幅圣像。
关于谁是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的最早使者，历来说法不一。意大利人利玛窦神父是一个有“中国缘”的传教士，他的传奇经历如同他的遗骨一样，一直留在了中国。史载1601年，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皇帝明神宗进呈了“圣像画”，所以，西画始传中国，由此便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依据。在那明清之际西画东渐的历史长河中，朗士宁可谓是继利玛窦之后的又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
傅铎 荐自1999年7月31日《文汇报》
如果我有时间，真想写一段“乾隆和朗士宁”的故事。朗士宁原名焦寒佩·卡斯蒂利奥奈，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1715年这位二十七岁的意大利人，以耶稣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东方，先抵达澳门，后来到北京，居住在东城外的东堂（又称圣约瑟教堂）。由于他擅长绘画，在1723年9月15日被召入京西海淀的如意馆内工作。
朗士宁进如意馆之初，虽曾经参用西洋画法，为雍正皇帝画了一幅《聚瑞图》和一幅《蒿献英芝图》，并得到皇上的赞赏。但最终得到的回复是，皇帝下了一条手谕，建议宫里洋画家们采用中国绘画工具，熟悉中国笔墨的特殊造型意味。这使得朗士宁等画家感到意外，但渐渐地他们明白了自己唯命是从的地位，掌握了入乡随俗的方式，于是那笔头画出的是兼西兼中的形象和风格。后人能见到朗士宁的油画很少，因为他在清宫中大多是画国画。后来，连他固有的绘画观念也发生了转变。1735年雍正驾崩，高宗即位，好在乾隆还喜欢西画，以为水彩画法与传统画法有相通之妙，故表示赞许，然他不喜欢油画。
现在只露残骸的圆明园，在乾隆的时代可说风光无限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西方美术如此大规模，多品种移植到本土，并且又融会中、西风格的景观文化。其中的西洋楼“长春园”美不胜收，便是这样的典范。要说此“长春园”，便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乾隆和朗士宁的故事。有一日，乾隆在殿上翻阅新进贡的西洋画册，恰巧看到以水彩画法所绘的建筑图样，便兴致勃勃，命朗士宁作讲解，并问朗士宁，京城之中的洋人里，有谁善于西洋建筑此道的，于是朗士宁便向乾隆推荐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乾隆当即召进，并命蒋友仁协助朗士宁在圆明园内建造西洋楼。郎士宁被指定为“西园”的首席建筑师。
朗士宁参照了许多欧式建筑图书资料，大胆设计了一组西洋楼的平面图和透视立体图。在后来的实际施工中，他又连续推荐了一些传教士参加设计工程。据历史记载，“长春园”约兴建于1749年，那是乾隆十四年的时候，两年后完工。
朗士宁的许多史料都可以从《清档》中查到。这位意大利人在宫里，即当教授，又当画家，还做工艺师，到了乾隆时代更是受到极大的器重，被奉为首席画师。这位外国画家和乾隆皇帝的关系实在不薄，乾隆曾经题画诗曰“写真士宁擅，绘我少年时”。他还认为，朗士宁的画，“无过其右者”，这些都算是表达了他对朗士宁的一种赞誉和印象。
清廷西风，构成了18世纪中国宫廷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在朗士宁的周围还有不少外籍的宫廷画师，虽不比朗士宁名声显赫，但同样为清代绘画作出了贡献。从18世纪开始，俄国教会每隔十年派出一个使团常驻北京。
安东·列加绍夫是使团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画家。当时俄国的《美术论》曾经这样报道：“列加绍夫在北京的名望，就像提香在意大利，甚至有过之而不不及。”列加绍夫在中国十年间，创作了四十幅油画肖像。十六幅礼品画，还为北京的东正教圣母升天教堂画了十六幅圣像。
关于谁是西方油画传入中国的最早使者，历来说法不一。意大利人利玛窦神父是一个有“中国缘”的传教士，他的传奇经历如同他的遗骨一样，一直留在了中国。史载1601年，利玛窦第一次向中国皇帝明神宗进呈了“圣像画”，所以，西画始传中国，由此便有了一个较为统一的依据。在那明清之际西画东渐的历史长河中，朗士宁可谓是继利玛窦之后的又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
傅铎 荐自1999年7月31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