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遣使会士德里格神父的中国历险记在罗马正式发行

罗马（信仰通讯社）—“我被派到中国、我就去中国”。这是意大利遣使会传教士德里格神父（Teodorico Pedrini 1671-1746）的名言。一七O二年，这位遣使会传教士接受教宗和传信部的派遣，到中国传教。而那个时候，到中国意味着近十年的漫长艰辛旅途。抵达目的地后，时局和德里格神父的使命也有了新的调整：他在中国停留期间，在礼仪之争刚刚兴起之际积极参与圣座和中国宫廷的交流。

德里格神父在慢慢旅途和在中国停留期间的书信正式编辑成册出版发行了。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四，《我被派到中国、我就去中国—来自传教区的书信1702-1744》将在罗马举行发行仪式。
一七O二年，他和教宗特使多罗一起来华。因旅途发生的一系列无法想象的事件和经历，他们迟迟未能抵达目的地。而恰恰因为这段历险记，使他和马国贤（Matteo Ripa）、山遥瞻（Guglielmo Fabre-Bonjour）一起成为进入中国宫廷的第一批非耶稣会士传教士。
这一去竟然就是三十五年，并因此长眠在了他亲手创建的北京西堂，即圣母圣衣堂，也是第一座非耶稣会士的圣堂。时至今日，这座圣堂仍在中国首都北京开放。
同行的马国贤于一七二一年返回了意大利，并在那不勒斯创建了“中国公学”；山遥瞻仅短短几年后便安息在了中国云南省。
在中国礼仪之争的背景下，忠实于圣座的德里格神父成为第一位直接向教廷汇报中国情况的非耶稣会士传教士。
不仅如此，他还在中欧文化关系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他多年担任中国宫廷的西方乐师，甚至向皇子和官宦子弟们教授西方音乐，并建造管风琴、拨弦古钢琴等。一七一四年，参与了讲述西方音乐的《律吕正义续编》的出版。
在中国停留期间，德里格发回意大利和欧洲的书信多达六百多封。也正是本次即将发行的《我被派到中国、我就去中国—来自传教区的书信1702-1744》中收集整理的。其中包括了保存在遣使会总会院的（54份）、方济各小兄弟会的（48份）；还有一份保存在梵蒂冈档案馆中给教宗克莱门特十一世的珍贵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