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来孔子——艾儒略

    在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中，被誉为“西来孔子”的是艾儒略。用方豪神父的话来讲：“这样崇高的尊称，连利玛窦也没有获得。”艾儒略在华传教39年，德最盛，才最全，著作甚多，在来华的耶稣会士中，非同一般。
    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字思及，意大利人。1582年生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布雷西亚。他从小聪慧，喜好读书。先在威尼斯师从玛瑟勒达学习数学和哲学，之后又教授两年文学。1603年就读于帕多瓦大学，在此结识了德籍教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年5月11日）。1600年艾儒略年仅18，即鄙视功名，弃家修道，加入耶稣会。

艾儒略画像

    利玛窦写信给罗马教宗，要求派更多的精通数学、天文学的教士来中国传教，艾儒略听到消息后，尽管自己体弱多病，仍执意要求前往。1609年3月23日，艾神父辞别母亲，从意大利起程，取水路赴中国。与同伴在海上经历千辛万苦，最终于1610年年底抵达澳门。
    艾神父到达澳门的同年5月11日，利玛窦在北京逝世。1611年他与同会的法国教士史惟贞（Van Spiere），曾试图进入广东，因受向导所骗，被关押起来。他们交了一笔为数不少的赎金后，才获释放。他只好与同行的本国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返回澳门，学习中文。艾儒略资颖超绝，仅两三年，便对中华典籍，如经史子集，三教九流诸书，靡不洞悉，同时他还教授数学。艾神父的天文学才华就是在澳门逗留期间初露锋芒的。1612年11月8日，他观察了日食，那次日食是从早上8:30开始到11：45结束。凑巧，耶稣会士、数学家斯庇诺拉，当时在日本长崎亦对那次日食进行了观察。但日食是在当地时间上午9：30开始的。当人们把两项观察结果进行比较时，却惊奇地发现，澳门和长崎“相差”整一个小时。
    1613年，艾神父与史惟贞、毕方济和曾德昭（Semedo， áLvaro）同行，进入中国内地。史惟贞到了南昌，开展传教活动。而艾神父奉命到河南开封了解中国犹太教传教的情况，因为他懂得希伯来文，这亦是继利玛窦之后，耶稣会士中第二个研究中国犹太教的教士。但是由于某种原因，遭到冷遇致使未能如愿以偿。此后，他便和毕方济一道奔向北京。
    在北京，艾神父结识了徐光启。当时徐已领洗入教，官职甚高。由于他的家乡上海教友甚少，便邀艾神父前往传教，神父欣然答应，与徐光启一同到达上海，下榻徐家。
    艾儒略到上海、杭州一带后不到数年，南京教案事发。南京礼部尚书沈  ，在南京发动反教运动，于1616年8月，擅自下令出兵，包围南京教堂，逮捕王丰肃（后改名高一志）神父等人。艾儒略因接由北京派来的教会信使的信，得知北京的局势，遂与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i1559-1654）先期离开南京，才得幸免。龙华民北上赴京，艾儒略则滞留杭州，暂避于杨廷筠家。
    12月，沈  第三次上疏，禁止天主教。12月28日，传出谕旨，诏照沈  所请，勒令教士返回澳门。耶稣会士庞迪我（DiegodePantoja，1571-1618）、熊三拔（Sabbatino deUrsis，1575-1620）离京赴广州，龙华民、毕方济则匿居北京。其余的耶稣会神父都集中在杭州杨廷筠家，利用躲避之机，攻读汉文和中国文学。艾儒略的中文水平有所提高，这为他后来用中文进行著述，在民间传教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艾儒略在上海、杭州一带滞留了三年。
    1619年年底，经徐光启介绍，艾儒略结识了马三芝，与徐光启是1604年的同科进士，后于陕西任高职，远近闻名。在北京时，他曾接触过耶稣会士，并对学习西方数学倍感兴趣。马请徐光启觅一教士辅导数学，徐光启便推荐了艾儒略。于是艾儒略离开杭州，至扬州，住马三芝家，除教授数学外，并教其他科学知识。次年3月25日“圣母领报节”那天，艾儒略为马三芝受洗，马三芝之子亦同时受洗。
    马三芝入教不久，便去陕西商州任职，艾儒略陪同前往。艾在陕西逗留了五个月，同马三芝一道出访其管辖内的19座城镇，传教并讲授教理。
    1621年，艾儒略离开陕西，到山西绛州传教，住韩霖家。山西天主教会的创立，便以那时开始。韩霖于天启元年（1621）中举人，善诗文，工书法，藏书甚富，并和徐光启习过兵法。艾神父到他家时，他已在北京入教。艾神父在绛州时间虽不长，但成功地使韩霖的18位亲属受洗。数年后，韩霖的哥哥韩云和弟弟韩霞，亦在绛州高一志（原名王丰肃）建立的教堂中受洗。10年之后，绛州便成为中国天主教教徒较多的地方之一。
    是年，教难再次兴起，发起人还是沈  。当时正值万历皇帝驾崩，天启皇帝继位。魏忠贤趁皇帝年幼，独揽大权。沈、魏相互勾结，指责天主教就是白莲教。为避教难，艾儒略离开绛州，到了河南陈州与马三芝会面，并一同南下到了扬州。马三芝随即赴福州任职。艾儒略则只身回到杭州。
    1621年，杨廷筠在杭州的寓所已成为教士们的聚集之处。当时的杭州，既是耶稣会士的一个中心，亦是向山西、陕西等地输送教士的基地。
    在杨廷筠家避难期间，艾在杨的帮助下，用汉文撰写了《职方外纪》。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汉文写的世界地理学著作。该书也是艾儒略著作中最有代表性，最著名的一部。是年在杭州刻印时，李之藻为之作序。
    《职方外纪》一书，文笔通俗流畅，浅显易懂。它所介绍的世界风情地貌，远比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详尽得多。此外，《职方外纪》所介绍的欧洲的地理学新成果，反映了16世纪欧洲人对世界地理的认识水平。但是该书问世以后，并没有受到当时中国文人的重视。尽管乾隆年间被收入《四库全书》，但对它的评价并不太高，称其“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对该书持怀疑态度。这亦说明，清代文人死命坚持“天圆地方”之说，不能接受西方的宇宙观和地舆观。因此，自清朝以来，对于《职方外纪》的介绍甚少。当然书中也不乏对天主教的宣扬和对欧洲文化的赞美。
    对《职方外纪》的评价，谢方先生所著“艾儒略及其《职方外纪》”一文较为公正、全面。目前，中华书局已准备将谢方先生注释的《职方外纪》刊印出版，使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能了解370年前第一部中文世界地理著作的全部内容。由此可见，该书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
    艾儒略在杨廷筠家中的最后一年（1624年），遇到经杭州回归故里福建的叶向高。叶向高是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进士，曾任礼部尚书和东阁大学士，他虽未入教，对天主教却怀有好感，与艾儒略几经交谈，印象颇佳，遂邀请艾儒略同去福建。因交通不便，加之方言阻碍，当时福建尚无耶稣会士，艾儒略面对叶向高之邀，正是求之不得，当即欣然允诺，伴叶同去福建。
    1625年艾儒略到达福州，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12年，在这些年里，他的足迹遍及福建大小城镇。他在福州创立教堂后，又在“福安、建宁、延平、邵武、汀州、兴化、泉州、漳州等处建堂开教，其余别处成立会口，尤不计焉”（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318页）。艾儒略传教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泉州和兴化两处。每到一处传教都用汉语讲解，其汉语的纯熟程度，从他的著作及在各地传教的收获便可看出来。
    他的绝大部分著作也是在这段时期完成的。1627年的《三山论学记》、1628年的《万物真原》及《杨淇园行略》、1630年的《口铎日钞》等。1631年，《西学凡》在杭州刻印。《西学凡》是一本欧洲大学所授各学科的课程纲要，也是耶稣会士介绍西方教育制度的唯一一部专著。该书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和第一部天主教丛书《天学初函》。1637年，艾儒略的《西方答问》刊行。这是另一部介绍西方的著作。书中介绍了西方的礼仪、风俗、科学及风土人情等。目的是为了满足当时中国儒生文人欲了解西方的好奇之心，从某意义讲，该书起到了传播西方文明现状及古老文化的作用。
    艾儒略神父既是数学家又是天文学家。他学识渊博，兼通中西。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他在宣传天主教教义的同时，把天主教教义同儒学相融合，这使不少福建官吏、儒生和教徒对他产生敬慕之心，也使他在福建得到“西来孔子”这一尊称。
    1638年，教友们在泉州城外修建新教堂时，发现三块石刻，上面刻有十字架。不少好奇者到艾儒略住处了解这几块碑石的来历。经艾儒略解释，人们才知道，早在明、清之前，就有天主教的一支景教在福建传播。
    时隔不久，福建省内反教风波四起，艾儒略和他的助手阳玛诺被逐往澳门，但不久，艾又返回福建。
    1641年，在中国的传教会分华北、华南两大教区。艾儒略被任命为耶稣会副会长，掌管华南教区，直到1648年。艾儒略的管辖范围是南京、江西、湖广、四川、浙江、福建的教务，共有教士13人。华北教区由傅方济掌管，管理北京、山东、山西、陕西及河南教务。
    1644年，清兵入关。由于顺治皇帝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采取宽容政策，因此艾儒略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教务兴隆，月异日新，传教士在各省传教，均得地方官之优待。福建也不例外，为艾儒略的传教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1647年，清兵攻入福建，传教受阻。艾儒略与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到福建延平避难。1649年，艾儒略在延平去世，结束了他在中国39年的传道生涯，享年67岁。去世后，人们把他葬在福州十字山上。
    艾儒略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度过。他告别家乡父老，东来传教，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在传教方面，他极力效法利玛窦的作法，入乡随俗，穿儒服，习中文，广交名公巨卿。他曾到北京、陕西、山西、福建、扬州、上海等省市，虽然与利玛窦相比，他去的地方不算很多，但是在福建的传教规模却较大，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艾儒略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愧于“西来孔子”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