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湛波神父的发言

雷老师说对中国教会不满意，实际上我们是脚踏实地的做事。我20多岁的时候多少就有了正定教堂惨案的概念。这与我的成长背景有一定的关系。我在石家庄神哲学院读书，那时候，我喜欢到修院的犄角旮走走看看。后来在信德室北边的墙角那里看到了堆放的几块烂石碑。 根据那遗存的碑文知道是纪念文主教和神乐院院长蒙难的碑文。我不知道现在墓碑怎么样了，这是1994年的事儿。到1995年的时候的秋天，我偶然的一个机会在一个神父的办公室得知有一日本教会的调查团来到中国，后来因为大环境的原因，政府说不要接待，不欢迎他们，就没去成。那时大的环境是这样的。慢慢到了1997年的冬天，张士江神父带着荷兰的传教士去了正定县城。（那时也参观了我们的河北神学院）。后来发现有人对那几块石碑感兴趣。现在不知那半块石碑怎么样了。后来我负笈海外，去了欧洲。在2014年听到关于信德室举办关于文致和主教的研讨会，很是欣慰。也发现政策确实越来越宽松，教会也在这种氛围下努力的奋进。 我自己感觉，在这样好的学术氛围内，要干一些正事，环境确实是很好的。所以我愿意跟雷博士讲，我们中国的教会正在脚踏实地的推动着、研究着、并传播着教内像文主教这样的在抗战期间为了保护中国的妇孺不畏强权并奉献出自己生命的教会的先烈。今天的这个研讨会在二十多或十多年前是不可能的，中国教会也没有这个人力和物力。但现在学术政策，教会的人力物力都具备了。感谢天主，也感谢中国教会的恩人们。

今天早晨我觉得好像多多少少学界对天主教会有一些误会或者是不理解，或者是缺少了解。我想这个研讨会，这个研究更好像是一个展窗，让学界的朋友们都看一看天主教会的真实样子。作为教界的学者要珍惜这次机会，利用以后类似的机会。这个事件就是在抗战初期那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下，天主教的这些有血有肉的主教神父和教友如何在这块热土来服务，甚至奉献生命。有人说不成功就成仁，天主教会的传教士是以成仁的精神去做事，去成功，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以一种牺牲和奉献的精神去做事。

各位专家学者，今天既然是学术研讨会，我愿意从传教学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定教堂惨案”给予我们的一些启示。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是同一个史实，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研究角度。我们已经从从历史角度，从政治角度，从法律角度甚至语言学的角度予以了探究。多角度、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对于我们确实很重要，也是我们受益匪浅。同时我发现，不同的术语可以表达同一个内涵。比如我们说“人道主义工作”，我们说“正义”、“博爱”、“大道”“仁爱”，基本上马马虎虎总是表达那伙致命烈士所有的情怀，这也就是基督宗教最基本的要素。

再有一个，我愿意提请神父们，我们的学界朋友们，天主教会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穿教学所讲的教堂的态度成仁的致命精神。 现在好多人说我们天主教会强调对话的态度，确实如此，无论在任何境遇中我们都保持一个开放对话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那种烈士的精神，或者是致命的精神。这是两个幅度都同时存在于教会之内的。

通过本次研讨会我发现，在那个时候的教会有开放的精神，有担当的精神，有“为你们而牺牲”的精神。我们学者们都承认的史实是国难当头，为了保护一群妇女，（在这里中国人的已提醒得到彰显：无论是否是信教群众）（300名或200名已不重要），教会的九位圣徒被惨遭杀害。所以他们这样做了，我们看到的是教会当时的一个开放的精神，为大众服务的精神，有担当的精神。在今天上午也有学者说了，好像其他的团体已给了他们慰安妇，而教堂里没给。

通过这次座谈会，我发现大家都愿意研究外国传教士，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研究本国传教士呢？正定需要研究。而在抗战期间不止一个教堂惨案，确实希望人们也会研究在其他地方教会在在抗战期间所遭受的蹂躏。不是为了传递仇恨，而是为了珍惜和平弘扬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