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和中国化

 

论文摘要

1917年，仅仅一个世纪以前（1917-2017），一个争论在天主教会发生了，当时梵蒂冈和中国确立了第一个直接外交关系，尽管法国对中华民国的干预立刻中断了这些联系。教皇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不只是想做出一个外交决定：他也想使天主教会从欧洲的殖民主义中摆脱出来，从而开启和中国文明的深刻交流。此目标也鼓舞了使徒the Maximum Illud（1919），他出身在中国环境中，指责欧洲传教士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尊重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而结束宗教殖民主义。自那之后，一个关于“适应”和“本土化”的争论长期地在教会中发展起来，经常和对中国的态度紧密相关。Msgr. Celso Costantini对教会的“中国化”付出很多，尽管其强烈的主动性遇到了巨大的反对。二战后，在庇护十二世（Pius XII）时期、更重要的是在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时期，重新启动了对不同于非欧洲和西方的其他文明和民族的更大开放性，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进程也正在进行中。这种推动在保禄六世（Paul VI）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PopulorumProgressio谕的作者致力于南北方之间更大的经济和社会平等，并且the letter EvangeliiNuntiandi公开演讲本土化的问题。这种争论在保禄二世（Paul II）和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期间持续，而在许多世纪之后的第一个非欧洲教皇Francis，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