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河湾！东方人类从这里走来(二)

一封《向传教士呼吁》的信

    公元1921年3月的一天，天津耶稣会崇德堂的神父寓所内。刚刚从直隶省口北道考察归来的法国传教士桑志华（Emile Licent）正在伏案疾书。
    这位获得法兰西生物地质学博士学位的天主教神父，在大学攻读时就渴望到东方古老的中国考察那里与法国迥然不同的地质生物状况。想亲眼看一看新生代时期喜马拉雅运动形成的世界屋脊，为什么竟然比阿尔卑斯山的勃朗峰高出4000多米！那里的地质生物是个谜！为了解开这个谜，他于1913年来到中国，喜马拉雅山没有去成，倒是迷上了黄河。8年来他沿着黄河，一边传教一边调查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的地质和物产，搜集各种材料以备研究之用。在来往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旅途中，桑志华发现白河流域的地质和生物也很有特点，便几次溯流而上到延庆、赤城调查。这次他就是到后城一带调查后刚刚返回天津的。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的黄土层中采集到旧石器时代的石英制品之后，便萌生了寻找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念头。不久，两位天主教神父莫斯塔特和德维尔特告诉他，在鄂尔多斯沙漠南缘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这更激起桑志华考察古人类遗址、收集遗物的劲头。几年的奔波，收获颇丰。

泥河湾上沙嘴旧石器遗址

    1921年1月，法国政府步美国的后尘，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创办高等学校，决定委托耶稣会以献县为中心的直隶东南教区具体负责。由于献县教区没有兴办大学的理想之地，便决定在天津创办“天津工商大学”，在教会内部称为“天津圣心学院”。校址选在马场道141号，次年开工。当桑志华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极力建议在建大学的同时建一所博物院。他四处奔走呼吁“为保存搜集之物，博物院之设立，实为急务”。他认为，在中国北部尚无完善的地质研究院的情况下，“若在大学特设一科，专为研究华北矿农及其它各种之来源，此时似难以办到。然而为便利华人及外人关心华北之经济情形及科学上之各种问题起见，博物院之设立实不可少。”这个建议最终得到了献县天主教耶稣会金道宣院长的支持，答应予以资金上的赞助。欣喜之余，桑志华又为馆藏标本的事发愁。8年来他个人收集到的几万件动物、植物和矿物的标本显然远远不足。怎么办？思来想去，有了两个主意。一是缩小馆藏标本的范围，仅限于黄白两河流域，以研究黄白两河流域的农矿地质及动植物为限，起名黄河白河博物院。但是，当1922年9月23日博物院大楼竣工后，同仁们一致认为可以称得起北中国的第一所自然博物馆。做为首任院长的桑志华几番斟酌后，正式命名为“北疆博物院”，说来这是后话了。
    第二个主意便是写封呼吁信，请各地的传教士们帮助寻找和收集各种哺乳类、爬行类动物的骸骨和化石，各种植物、矿物中有价值的标本和化石，古人类的石器及各种历史古物，为即将建成的博物院补充标本。他还特别提到口北道一带的标本尤为缺乏，殷切希望直隶北部教区的同仁们能提供当地的标本，哪怕是这方面的信息也好。
    在题为《向传教士呼吁》的信中，他恳请在华北各地的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不论是遣使会士，还是耶稣会士，都要抛弃前嫌，为科学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献身，为博物院之建立出力。他还在信中介绍了对地层结构、动植物、矿物标本和化石、石器观察识别的基本知识，并约定了提供信息的联络方法。
    “洋洋洒洒一大篇，到头来有多少人响应呢？”当桑志华写完最后一句时禁不住脱口自问。他想起自己来中国后8年的坎坷经历和教会内耶稣会和遣使会两个修会之间的明争暗斗，心情变得黯色，继而想到告诉他萨拉乌苏河信息的两个热心人时，心头一振，提笔写下了漂亮的签名，并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大声说道：“天主保佑我吧，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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