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闭幕式致辞

赵学义

    2016年11月23日中央统战部二局原局长赵学义在第六届“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当代世界秩序与宗教关系”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来参加这个研讨会，到现在我即兴发表一点儿个人意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所谓宗教大发展，客观地说，主要是基督宗教传入我国以来，进入迄今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中国全方位大门打开之后的新现象吧！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一个新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在调适，党和政府在调适，宗教部门也在调适，我们才走到今天的这一步。
    说到这里，要提一下昨天谭立铸在谈移民的问题，讲欧洲国家在移民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也谈了一下教宗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上要求各宗教团体都要接收一个难民家庭，提出教会要办成穷人教会的一些基本观点。其实，教宗所提出的要求与欧洲国家之间是有张力的。我想这个很正常，因为教宗是普世教会的领袖，他不管你是欧洲的富人还是移民的穷人，没吃没喝的人。在他心中，他们都是自己要关心的人。但欧洲国家的政府，肯定要关心能接收多少难民，什么时候接收。这肯定会有张力。举个例子说：作为基督教国家经过两千多年的磨合，政教关系都已经切割之后还会有一些摩擦。对于中国东方大国和一个普世性的宗教——梵蒂冈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问题，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天主教从方济各沙勿略及利玛窦传入中国的那个时候到现在400多年了。当时天主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不是以直接传教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而是借助科技文化羞羞答答地传。一直到雍正禁教之后，就断了。
    鸦片战争之后，天主教、基督教到中国来是，伴随着大炮和军舰的。当然，我们现在不展开说这个内容了。1946年田耕辛枢机主教以后，圣统制在中国开始，我觉得这么说也不一定合适，因为之前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包括宗教人士都来了，以外国人为主。从他们开始，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国共两党，在争夺大陆统治权的时候，圣统制没有落下根，新中国就成立了。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中梵关系比较特殊。80年代以后，才真正的开始研究圣统制怎么样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磨合。这样的划分可能更有利于问题的探讨。80年代初，当时中国宗教有一些宗教组织，基督教、天主教爱国会，80年代之后才成立宗教性的组织，比如说天主教的主教团，教务委员会，基督教的基督教协会。80年代中后期，天主教各地教会开始为教宗祈祷，90年代教会报刊开始越来越对地报道教宗，2005年左右教宗像出现在各地教堂了。所以，中梵关系一直是在调适的过程当中。其实从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中国政府开始跟梵蒂冈已经在不同层次上交谈了。比较集中的交谈可能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了，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例如：封圣、非法祝圣主教。
    中梵之间的问题怎么才能解决好呢？我个人理解，最核心的问题是政教关系。中国政府怎么去处理与梵蒂冈的政教关系是问题的最大核心问题，因为天主教除了中国各教会组织以外，在国外还有一个实体性组织：梵蒂冈（教廷）。中国两千多年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在这问题上中梵双方有一些磨合、谈判、包括走一些弯路等等，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对这些问题评头论足是不负责任的。
    从董光清开始到现在中国已经自选自圣了大约200位主教。现在有地上主教，有地下主教，还有非法主教。所谓的非法主教就是中国政府认可，梵蒂冈不认可；而梵蒂冈认可，我们不认可的叫地下主教。那么现在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我认可的你不认可，你认可的我不认可。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所以双方坐下来谈，这本身就是一个良好现象。西方国家与梵蒂冈两千年有过很多不愉快和战争。我们能坐下来谈，继续往前走或者往一个方向走，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至于说中梵关系有些敏感，我认为中梵关系说敏感也敏感，说不敏感也不敏感，核心就是如果我们每个人抱着希望中梵关系往正常健康方向发展，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如果抱这两个好的愿望，谈的没有问题，如果出于其他的想法必然会伤害大的发展方向。
    今后中梵关系不管怎么走，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在处理宗教问题上肯定还会出现一些张力性的问题。82年的时候党的宗教政策有一个宗教文件，以后陆陆续续地颁发了一些文件。习主席上任以来中央的文件和政策都提出宗教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大的方向都是肯定的，而且宗把教看成是一份积极的力量。但实际上中国社会体积比较大，而且上上下下人很多，所以实际上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但在总体方向上大家对中国政府要建立信心，对前景建立信心。我想问题总会解决的。中美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是不共戴天的敌对关系，结果上海会议中就一句话“海峡两岸承认一个中国”，问题就很巧妙地解决了。同样地，中梵关系问题也会陆陆续续一个一个地解决，我对中梵关系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