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督宗教在当代世界中突破困境的断想

   

卓新平教授致辞中

   

    回顾历史，基督教在逆境中的发展往往是其常态，其初传福音就是要找寻好消息、倾听好声音，而其影响当代世界的神学之一就是“希望神学”。应该说，就中国当代处境而论，基督宗教目前虽有困难、却总算顺利，比几十年前的状况要好多了，仅基督新教人数就从1949年时的70万人发展到今天至少2300万人，因此中国社会制度的转变并没有必然带来基督宗教在中国的隳沉，而其当下的危机同样也是危险与机遇共存，中国的宗教研究也有可能从“险学”转化为“显学”。我认为，基督宗教突破在中国的发展及认知困境需要抓住当前的一些重要机遇，有所作为。
    第一，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的召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传递出的重要信号仍然是积极引导宗教，这种引导就包括对宗教中一些教义、伦理适应中国当代社会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肯定。基督宗教在这种积极引导下的积极适应已经有了不少宝贵经验，况且中国主流意识号召弘扬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基督宗教可能在中国当代社会重新展现自身积极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机会。世界基督宗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对话至少有长达半个世纪的经历和经验，中国基督教早在20世纪40、50年代就有着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习和适应，例如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吴耀宗先生早在1950年就编著出版了《辩证唯物论学习手册》（上海，青年协会，1950年4月），对共产主义理论有着系统的学习。诚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一定会或根本不可能认同基督宗教信仰，但基督宗教却仍然可以在今世社会层面认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及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对于基督宗教而言，这种现实社会层面的适应、调和及融合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从思想精神传统上就可以找出犹太教、基督宗教文化渊源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的复杂影响。所以，在这种政治理论层面的对话及适应上，基督宗教完全可以更加主动，且不必吃其老本而能够立下新功。目前极为活跃的新教宗方济各一世，其来源之拉美天主教会就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对话的“解放神学”之资源财富。
    第二，中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基督宗教的中国化给基督宗教带来了积极参与、贡献智慧的机遇。佛教的中国化带来其在华地位及影响的巨变，今天中国五大宗教中，信奉本源乃印度、尼泊尔文化的佛教人数实际超过了其余四大宗教信仰人数之总和。当代人间佛教实际上是学习了基督宗教之后而获得的发展、取得的成就。所以，基督宗教不该也没有理由抵触其中国化，而应积极参与并在当下引领中国化的发展过程。这种中国化包括政治上的、社会上的、文化上的、以及神学上的，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系统工程。基督宗教既是普世的，同样也是民族的，而在中国当然属于中华民族。最近有学者（马戎）在谈论“民族”理解时，根据其西方术语nation的含义而明确指出其“国家”性，所以，中国基督教首先就必须意识到其中国之“国家”意识，中国基督徒也必须自觉认识到其中国“公民”身份。由此而言，当下中梵关系的发展也不可能跳跃“中国”之国家性的底线，只能在“独立自办”的理解下找出方案、发现出路、提供智慧。这一普世教会与中国国情的两难如何得到稳妥、睿智的处理将决定中梵关系的未来发展。中国方面有着“一国两制”的创举，梵蒂冈方面是否也能有“一教两治”的突破呢？
    第三，“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我们认识宗教与历史文化、宗教与国际交往的关系方面布置了新的任务，而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发掘、体悟并认识基督宗教与各国关系、与各种文化交流上的经验教训则特别重要。回顾历史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以洞若观火之历史审视而分析当下、展望未来，积极作为，创新开拓。所以，作为政治、经济及文化任务的“一带一路”倡导，给基督宗教重新处理好其国际关系、建立良好的世界秩序、适应中国社会及其文化都提供了新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衷心希望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看到基督宗教积极作用的努力发挥，形成其对中国发展积极促进的良好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