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七)

抗战时期的赵义堂神父

    赵义堂神父是在1924年来后桑峪天主堂接任高永录神父工作的。赵神父来到后桑峪堂区，正处在兵荒马乱、无政府的混乱时期。京西山区也是在地方武装割踞的形势下，神父开展牧灵和福传工作的。就是在这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神父因着特殊的身份，上至政府官员和富豪绅士，下至劳苦的农民，因着广泛地接触、交往，都成了他的朋友。因着他爱国、爱教、爱民的事实，其济贫扶弱广为斋堂乡教内外人士所传颂。特别是抗战暴发以后，因着神父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他追随八路军抗日政府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是京西山区人民所不能忘记的。
    据84岁高振亚老人回忆说：在七七事变以前，赵神父就与地下中共宛平县委有了广泛交往。当时的宛平县设在青庄口，县委书记兼县长是魏国元。后桑峪堂就成了中共实施宣传耕者有其田，把日本鬼子赶出东北去的人员来往的联络点。七七事变以后，日寇为了达到吞并全中国的目的，他们妄图以华北为基地，沿津普铁路南下进入华南，南沿平绥铁路侵入山西吞并西北。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在平绥铁路要塞南口设防阻击敌人，日寇以步骑军团结合空军与国军在南口展开了激战，南口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
    为了增援南口之战，中央军卫立煌部，由南伐北上，再由房山、平西向南口运动，意在对日寇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消灭进攻南口的极元师团日军。由于汉奸告密，日军调大批部队由南苑出发，向平西运动，企图阻击和包抄东进的卫部中央军。于是敌我两军，在千军台、玉皇庙相遇。为了争夺制高点，撑握战斗的控制权，双方在髽髻山展开了一场整团整师的大规模的争夺战，这就是著名的中日两军在平西进行的髽髻山战役。
    斋堂乡人民听说日本鬼子要进入，老百姓都非常恐慌。桑峪村民也纷纷逃往北山，搭草铺、住山洞。后桑峪教友，有一大部分人弃家投奔教会在杨家坪办的苦修会去避难。中央宛平县委县政府要求村不离村，户不离户，就地展开抗日斗争。并动员百姓为在髽髻山作战的国军将士送粮运水，送弹药，救助伤员。
    起初卫立煌部的指挥部设在东胡林，由于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他们将司令部定在了后桑峪堂里。赵神父为了配合国军与日军作战，发动教友把堂里的所用之物全搬了出来，军队将指挥器材搬进堂里，天主堂就成了卫部临时作战指挥部。据已故老人杨廷通讲：“中央军几十个大官来到堂里，都说这可是指挥作战的好地方。由堂里通往战场的电话线，通过底下胡同，黄压压的一层。”
    把后桑峪天主堂作为卫立煌部的总指挥部，按现在来分析，确实是个绝好之处。后桑峪村是个四面环山的小盆地村，由东西测量，张家坨距西里果水平距离不足500米，南北由小北山到南台子岭不够600米。在这样一个小盆地村里设大兵团作战指挥部，日本人的飞机是很难进行空袭破坏的。高空投弹，炸弹撞在四外的山上，投不到村里去；低空投弹扫射怕飞机撞山。在这场战役中，日寇确实用飞机轰炸过后桑峪，结果炸弹投在了村北榆子涧的山沟里，只炸死了一头野外吃草的牛。
    由于国民党卫立煌部指挥得当，虽然日本鬼子在这场战役中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燃烧弹和毒气弹，但卫部的将士始终没有退却一步，大量的杀伤了敌人。双方在伤亡残重的情况下，卫部牢牢地撑握和扩大了阵地。由于南口汤恩伯部失守，中日双方在髽髻山上的这场战役已无意义，于是卫部才向南线撤退。从那以后，日本鬼子就把后桑峪天主堂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
    髽髻山战役之后，由于日寇全力沿铁路线北、西、南三个方向向全中国纵深发展，所以自1937年至1939年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大规模的进入平西山区。借此机会，共产党八路军抢先进入平西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据北京市老市长焦若愚同志（他是根据地宛平县抗日政府的老县长）回忆：“1937年9月，为了护送北方局胡敬一同志去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受宛平市委的委托，我第一次来到宛平山区。我们三个人来到平西田庄村，地方党的负责人魏国元、张友新两同志也赶到了田庄。魏说：‘部队进入七区和九区没有问题，要进入八区可就有困难了。由于斋堂是由地方武装保卫团头子谭体仁管辖，其势力很强，他要是不合作，部队进入就很难。’同年10月我第二次来到平西地区，到了八区斋堂区公所。周围哨卡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谈判时谭体仁根本不露面，只派他的助手贾全璧与我谈。我表达了抗日部队进八区，只是路过而不长驻的意图，贾只是好说好说，既不表示欢迎，也不表示拒绝。只是说你们要进八区，提前打个招呼，我们好有个准备。谈完之后，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了后桑峪天主堂，住在了赵神父那里。赵神父在八区当地影响很大，上层人物都同他有交往。晚饭后，我们同赵神父讲起了部队进八区的事，赵神父听了我们讲的情况后说：‘八路军进八区，这里早就传开了。八区的几个头面人物也经常凑在一起商量此事，因为对你们部队的实力不清楚，所以拿不定主意。不过可以肯定地说，谭体仁他们是相当反对部队进八区的。但与八路军动手又怕吃亏，所以对你们采取应付态度。部队进八区，马上就进，动作要快，如果谭体仁他们有了准备，那可就困难了。’听了赵神父的一席话，我第二天马上赶回部队，汇报完了情况，部队马上紧急集合，在八区顽固势力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迅速而顺利地进驻斋堂村，接受了政权，部队到各村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初，八路军邓支队来到了斋堂村，不久宋支队也开进来了。在整个平西山区，展开了热火朝天的抗日宣传活动，并在各村建立救国会、自卫队和农会。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平西组建冀、热、察挺进军。肖克为司令员，以邓、宋、白三个支队为基础，向群众宣传参军扩编。为了便于领导，晋察冀边区总部将昌平和宛平联合组成昌宛公署，公署由议长和议员组成，赵义堂神父任副议长（据门头沟区抗日档案记载），参加抗日工作。
    赵神父的抗日工作，首先从后桑峪天主堂教友中着手，配合当地抗日政府，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当时参加正规部队的青年就有10名。后桑峪两盘生铁炉18名工匠先后举家42人加入了怀来芦子水八路军兵工厂。
    由于平西八路军实力越来越强，部队给平西外围鬼子以严重地打击，对日寇构成强有力的威胁。于是1940年冬，日寇纠集一万多人，对平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日寇近千人包围了桑峪村，进村后重点目标是天主堂（一般情况下，鬼子是不烧教堂和寺庙的）。据老八路杨孟林（已故）讲，十几个穿呢子军装，带指挥刀的军官进了堂院，派鬼子兵进堂搜查，结果搜出了八路军的军服和文件。据高振亚老人讲，鬼子是在圣母像的夹层里搜到八路军的抗日文件的。于是鬼子官指挥鬼子兵，在堂里的墙上、柱子上、内房顶、窗户上泼了大量汽油，而后丢进一颗手榴弹，只听砰地一声，教堂就燃烧起来了。然后撒开人马，把全村的民房全给点着了。不到两个小时，全后桑峪村就变成了一片瓦砾灰烬。只有三处院子没有全被烧光，这三处院子还是鬼子退去后，主人从山上跑下来救下的。就后桑峪全村而言，房屋烧毁率达到90%以上。
    桑峪村民没有了家园，只有躲在北山里，搭草棚子、住山洞，背冰化水度日。教友们劝赵神父说，堂也没有了，教友们也分散到山里了，您还是走吧，回了北堂，要比在这里安全得多。赵神父说：国难、家仇，教友各家都是我的家，教友们都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离开家，离开亲人们，自保自安。就这样，赵神父在最艰苦、最危急的时刻，没有离开平西山区，而是追随了共产党的抗日政府，到各村为前线八路军将士筹粮筹物，运送物资，救助伤员。尽管已没有教堂，但赵神父还是时常回后桑峪看望教友，为教友们行必要的圣事。
    抗战胜利以后，赵神父以普通村民身份住在了被烧毁而幸存下来的更衣所里。除了参加社会活动外，就是帮助各户教友干农活，吃百家饭度日。
    1947年秋，斋堂以根据地作第一次土地改革。由于后桑峪堂在抗战前有自养的土地，张家铺有堂里的山林子。因而在极左的思想支配下，贫农团给赵神父定为地主成份，并把神父作为地主拘押起来进行审问。神父说：“我是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来到后桑峪的，我没有家室，村里也没有我的至亲。堂里的土地、山林都是堂里公有的，收成也归堂里公有，同样也用于教友和教外朋友的公益事业。除了圣书和念珠是我自己的，被子、枕头都是教友给的，定我为地主，我不认可。”（这是在贫农团的已故张甫清老人提供的真实资料）
    在戏台底下，开全村村民大会，斗地主、富农。有个别贫农团成员说，赵神父不老实，要吊起来打。前桑峪一位叫二利的老贫农站起来说话了（当时他也是八路军军属，是教外人），你们不能打赵神父，神父是好人。我们家只要在揭不开锅的时候，都是赵神父接济我们的。得到神父接济的也不是我们一家吧？那些外村来的讨饭的、叫花子，不是都奔天主堂去吗？二利这么一说，许多人都齐声说，不能打赵神父，神父是好人！这样才把吊神父的绳子给解了下来。
    1948年对土改工作进行了复查，纠正了左的错误思想，给神父定了一个民主人士的成份。1949年北京解放以后，赵神父由教友用毛驴护送到西什库北堂。据说1967年病故于南堂。
    几十年过去了，赵义堂神父爱国、爱教的芳表，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立下的功绩，是京西山区人民难以忘怀的！
    愿全能、全知、全善的天主在人间受显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