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

本文试图对全球化时代宗教影响国际关系的现状和研究路径作较全面的分析，首先阐述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对传统宗教观念和现行国际关系的挑战甚至颠覆；其次介绍和讨论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路径；最后简析全球宗教复兴和国际关系“宗教回归”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 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

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学者斯科特·M.托马斯(Scott M. Thomas)曾对“全球宗教复兴”（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现象作了以下界定：“全球宗教复兴指宗教日益具有显要性和说服力，如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日见重要的宗教信念、实践和话语，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人物、非国家团体、政党、社区和组织在国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这一复兴正以对国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方式发生。”[4]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的全球复兴正在从多方面改变全球宗教布局乃至国际关系的面貌，并且对现行国际关系结构以及人们关于宗教的传统观念造成具有部分颠覆性或“半颠覆性”的影响。我们可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认识此种“半颠覆性”：
（一）宗教的全球复兴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世俗化理论
长期以来，宗教被认为将随着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而衰退。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宗教在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冲击之下不降反升。大规模宗教复兴主要发生于基督宗教（尤其是五旬节派)、伊斯兰教以及民间宗教，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保守派的持续增长和政治觉醒，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宗教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两大景观。宗教的全球复兴是宗教影响国际关系,并且取代意识形态而成为民众大规模政治动员以及“改变关于外交、国家安全、民主推进以及发展援助的外交政策辩论”[8]的社会学基础。
不过，在众口铄金的“全球化上帝”的各种学术和非学术声浪中，传统世俗化论不仅并未销声匿迹，而且还通过各种修正版的世俗化论如“新世俗化”、“精英世俗化”、“长期世俗化论”、“富国世俗化”等卷土重来，并且与各种非世俗化论一样，都在难以计数的民调和实证研究中寻求支撑点。[9]
（二）全球宗教复兴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
现代国际关系是建立在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假设之上的，全球宗教复兴也在某种程度上部分颠覆了宗教不干预国际事务的国际关系的潜规则。
然而对国家主权观念之形成起重要作用的宗教，现在却反过来对其提出了挑战。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宗教因素无论在各国外交还是在双边或多边关系中都还是次要因素或较少考虑的因素。宗教还远非当代国际关系中堪与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因素并称的“硬通货”。
（三）全球宗教人口重心的转移部分颠覆了世界宗教的传统布局
全球化带来了全球人口大转移、全球产业大转移以及全球宗教大转移，而此三大转移之间又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西方主导宗教（基督宗教、摩门教等）的南下和东方主导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巴哈伊教、印度教、道教、若干新兴宗教等）的北上互相交叉，改写并扩充了世界性宗教的花名册，成为全球宗教复兴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全球扩张和信众结构的变化使两教关系、宗教自由和宗教多元主义“日益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不过目前无论是断言20世纪是白人主导基督教的最后一个世纪，还是宣称基督教已与西方脱钩而成为“后西方宗教”或“多中心宗教”，甚至已出现一个“后宗教的西方”，仍为时尚早，全球基督教的神学、机构和经济资源的重心仍在“全球北部”，而基督教人口重心的南移并未打破基督宗教的西方模板，亦未真正撼动西方对基督宗教的掌控。
（四）宗教政治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定位
伴随全球宗教复兴而来的是全球性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的倾向，这在较大程度上颠覆了宗教的寂静、消极和非政治化的传统形象，甚至使基要主义（所谓强宗教）和极端主义成为宗教在国际关系中角色的流行解释。以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及其所推动的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第四次浪潮”及其所引发的国际宗教问题安全化趋势，等等。拉美解放神学、政治伊斯兰、美国宗教右翼以及伊朗革命、波兰和东欧剧变、“9·11”事件等宗教思潮和与宗教密切相关或受宗教驱动的事件成为20世纪下半期以来宗教政治化及极端化的显著标志。
近年来宗教非政府组织异常活跃，它们通过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责任政治和全球运动网络等影响力资源来动员公众舆论、社会精英和外交决策者以实现其政策目标。但这些组织在跨越地区、种族、肤色和文化界限，以及在促进经济赋能、社会改良、认知解放、政治民主、信仰自由、跨国救援、国际交流、全球治理与世界和平方面，充分发挥了宗教对国际关系的正面功能。因此，宗教不仅在当前国际舞台上呼风唤雨，而且更多地在各种事工领域默默耕耘，其“和平使者”、“寂静主义”以及非政治化的基本属性并未因国际“认同战争”的新闻效应而有所削弱。
（五）宗教互联网部分颠覆了宗教传播的传统模式
如果说全球化助推了宗教的跨国流动，那么互联网则造成自宗教改革时期以来媒体与宗教的另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结合，甚至被鼓吹为引发了“第二次宗教改革”。
但具有低门槛、低成本、即时性等革命性特征的网络宗教是否称得上“第二次宗教改革”，与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相提并论，现在看来是难以成立的。目前网络宗教的影响力则主要在传播领域。因此目前网络宗教所引起的还只是工具性的传播方式而非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文化的重大变革。

二、  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路径

长期以来，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均视宗教为可有可无的附带现象。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亚放逐”不仅存在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内，也存在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社会尽管宗教盛行，但宗教研究却在作为一级学科的政治学专业中处于相当边缘的地位。世俗世界观在大学的支配地位和美国精英文化的世俗化还可以追溯到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美国传统学科的欧洲尤其是德国起源。有学者就把美国近几十年来以宗教划界的所谓“文化战争”看成是“对20世纪30年代有影响的欧洲知识分子美国大迁移的派生或推迟的反应”。
全球性宗教复兴以及极具宗教性的三大事件（伊朗革命、东欧剧变尤其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给予忽视宗教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当头棒喝。目前宗教这一通常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作为与恐怖主义和文明等世俗现象相关联的次类范畴或因变量来加以处理的课题在国际关系学界已登堂入室,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范畴。
不过，宗教学和国际关系学都是各种学科均可染指的门槛较低的学科，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
目前学界采用的研究路径，主要还是所谓“家谱学”或“考古学”路径，即研究上述“宗教之根源”；或“组织学路径”，即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宗教行为体；以及“实证主义路径”，即把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置于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如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
三、  国际关系“宗教回归”对我国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的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转型期。在宗教上，各种权威数据均表明中国不仅是传统而且是新兴“宗教大国”，主流宗教的增长、新兴宗教的崛起，以及民间信仰的复兴相互交织，[45]成为全球宗教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全球宗教复兴对我国的宗教生态和政教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首先，由于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来华传教，传教士不再是中外之间的主要精神纽带。其次，网络宗教信息的无障碍传播及其网络宗教的开放性、虚拟性、跨国性和渗透性，使我国现行的将宗教活动限于有形空间和实体形式的大部分法律、法规处于滞后状态，并且对我国政府的宗教以及网络管理工作都形成挑战；第三，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第四，国际宗教运动以及国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使我国在国家安全领域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局面。
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和出口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产品如佛教圣物、印度圣像、俄国圣像、圣诞礼品的生产和出口国之一，但这些还是宗教的商品化或物化，还不具备神学和文化附加值；中国宗教仍处于粗放和内向的发展阶段，目前也不充分具备国际学理对话的能力。不过此种情形随中国宗教日益走出国门而将有较大改观。假以时日，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和合共生”的传统理念和实践势必对世界宗教交流和对话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