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白柳诚一枢机

白柳诚一枢机主教

    编者按：2005年3月28日星期一，复活节次日，白柳诚一枢机在其东京的私人公寓接受了本报总编张士江神父的专访。张神父就当前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某些历史问题，日本教会的回应，以及枢机卸任东京总主教后的私人生活等进行了采访。这里刊出采访，以飨读者。
    以下张神父简称“记者”，白柳诚一枢机简称“枢机”。

    记者：首先感谢枢机阁下今天接受我的专访。今天，在复活节的喜庆气氛中，我既高兴，也很荣幸地有机会单独采访您。请问枢机阁下，您是如何选择了奉献生活？何时晋铎、晋牧、做枢机？请帮助中国神长教友对您多点了解。

    枢机：我于1928年出生在东京一个世代天主教家庭。那是战前，日本教会特别强调圣召培育，所以，在当时的教育熏陶下，我从小时候就希望做神父。战争期间我在一个隐修院修道。1954年晋铎，1966年被祝圣为东京总主教的辅理主教，1969年被任命为助理主教，次年总主教去世，我接任东京的总主教。1994年被任命为枢机。30多年来我一直服务东京总教区。2000年退休。虽然当时我的身体不错，但还是愿意退下来，让位给年轻一些的主教来主持工作。

主教座堂的特色洗礼池

    记者：在东京短暂的几天，和朋友们一谈到您，他们都告诉我：“哦，白柳枢机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爱中国教会。”请问您为何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您多次访问过中国，您对中国和中国教会有什么印象？您是如何推动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

    枢机：从文化渊源上，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与中国非常近。做东京总主教期间，我曾多次访问过中国。访问的目的首先是为道歉，为战争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教会当面道歉。当然，我也希望推动中国教会的修和。所以，每次访问，我尽量选择不同的教区，不同的地方，尽可能地接触当地的神长教友。中国神长教友们的活泼信德和虔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深受感动。做枢机后，我几乎没有机会去中国了。不过两年前，中国宗教者和平委员会邀请我到北京参加当年的会议。我虽然退休了，但我一直想着伟大的中国和中国教会，希望有机会推动日中之间的民间友好交流，也希望日本教会能为中国教会提供帮助。

    记者：据资料显示，二战期间日军从中国20多个省份强征了20多万名妇女做慰安妇。她们受到了日军非人的待遇，心灵受到了严重创伤。今年3月18日，两名中国籍慰安妇在东京上诉日本政府，再次败诉。您如何看日本政府（高等法院）这种做法？您怎么看慰安妇问题？日本教会对慰安妇有何协助？

    枢机：对这次中国两位前慰安妇的败诉，我感到非常遗憾。多年前，一位前日本政府退休政治家找我，要我支持他们成立的一个援助慰安妇的民间团体（枢机可能指“亚洲妇女国民基金”，因为它很暧昧，给你钱，就别再说话了，所以，国际上各国都抵制这个基金会。———编者按）。我一口就拒绝了他们，因为我坚持慰安妇赔偿问题是日本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政府悄悄支持成立这个民间团体，想通过这个基金会来赔偿，以平息民愤。这显然是日本政府不敢正视历史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日本政府必须明确承担责任，公开道歉，合理给予赔偿。二战结束后日本很穷，当时虽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曾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免去了赔偿责任，但今天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情形改变了，历史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了，日本政府就应该给予战争受害人———慰安妇和劳工合理的赔偿。
    数年前，日本主教团下的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封公开信，要求日本政府不但应承担战争责任，而且要向战争中的受害人公开道歉，给予赔偿。为此，日本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曾组织邀请过一些国家的慰安妇来日本上诉，并为她们提供了一些精神、心理和经济上的援助。这次中国慰安妇败诉案例，日本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也派员到庭旁听，并通过教会报纸予以关注，支持中国慰安妇受害人。

主教座堂主保圣母无染原罪　

    记者：二战后，中韩等亚洲受害国家和人民一直无法接受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战后，教会人士有否参拜过靖国神社？您和日本教会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持什么态度？

    枢机：我理解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和感受。我一直主张日本政要不能参拜靖国神社。为此，我曾向日本首相以及日本政府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要求他们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事实上，据我所知，2/3的日本国民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只有1/3的人支持，而且他们大多数来自右翼团体，属于自民党体系，其动机是为拉选票。日本天主教每年8月6日至15日，一直为战争中的受害者祈祷。

    记者：四年前的2001年4月，日本文部省通过了有违历史真相的教科书。四年后的2005年4月，日本文部省将再次审核由日本右翼团体新编撰的“新历史教科书”。新教科书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描写成“大东亚战争”，并否认南京大屠杀和随军慰安妇等问题，严重歪曲历史事实。为此，中韩两国人民，包括我们中国天主教会在内，都强烈反对。请问，枢机阁下，您认为新教科书有否篡改历史真相？您和日本的神长教友是如何对待新教科书问题？

    枢机：在日本教育系统内，要想在全国发行任何教科书，都必须通过文部省的审核。多年来，我和日本主教们一直主张不使用这套新教科书，即使文部省审核通过了，我们也不能使用一部违背历史真相的教科书。为此，韩国和日本主教团共同合作，编写了一部客观公正的历史教科书，供一些私立、教会学校和社会各界使用。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控制一切，普通的日本人，包括教会在内，都无法了解战争真相，今天，真相大白于天下了，我们就必须认真客观地对待历史。为此，日韩主教们形成了一个联系机制，即每年互访。我们互访的内容之一就是讨论历史教科书问题。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和中国的主教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互访和交流。

本报总编张神父与白柳诚一枢机（左）在其书房

    记者：我想，中国的主教们也一定乐意和日韩主教交流和讨论这个题目。不过，我们中国有大约百位主教啊。一进入枢机公署，我发现枢机住的原来就是一套普通的公寓，仅有卧室、厨房、卫生间、小接待室。您过去有日本最宏伟的主教座堂和总主教公署，如今只有一个只供您个人祈祷、做弥撒的小祈祷室；您过去在东京教区和几百位神职人员一起工作，今天，您一个人独居公寓内，除了厨师兼清洁外，您说每天也不需要秘书。作为枢机，退休后的独居生活，有否有失落感？还充实吗？

东京圣玛利亚主教座堂前门，上方悬挂着巨大的管风琴。

    枢机：按法典，主教被鼓励75岁时向教宗递交辞呈，但当主教身体健康，有能力继续主持教区工作时，还可以留任。我说过，我退下来是为给年轻的主教更多机会。我退休后，继任冈田武夫总主教常来看我，问我一些问题。但我从来不告诉他该如何做，只给他些意见。我在东京主教公署服务居住超过30年，很有感情，我还可以留在那里，但我选择离开主教公署，这样将不会影响继任者的工作。我每天祈祷、举祭、读书、探访病人，非常充实。我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比如，我还参加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日本委员会的活动（3月22日，枢机辞去了理事会主席———编者按），忙于宗教间交流对话工作。昨天是复活节，我去看望一些病人，并为他们送圣体。

现任日本东京总教区 冈田武夫总主教

俯瞰东京圣玛利亚主教座堂

    记者：最后，您是否希望给中国的数百万神长教友说几句话？

    枢机：请代我向中国各地的神长教友致意！我曾经多次到韩国、印尼、荷兰、新加坡和菲律宾访问，为日本的战争错误，当面向他们道歉。但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我现在无法经常旅行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无机会再访问中国了。关于3月18日两位中国慰安妇的案例和战争的责任，我要说，日本政府不但应该承担责任，而且，这份责任还属于日本下一代人。
    我最大的愿望是日中主教们有机会相遇，那样，我们可以一起祈祷，一起讨论历史遗留的问题。当然，如果你说中国有那么多主教，一次邀请百位主教来日本可能有困难（双方都笑了———编者按），部分地开始交流没有问题。当然，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仍然希望再次访问中国。愿天主降福中国的神长教友。

    （鸣谢Fr. R. Deiters神父和《日本天主教周报》编辑松隈康史先生协助联系与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