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认知与尊重的中梵关系

    近日，方济各教宗在圆满完成对韩国的牧灵访问、回程梵蒂冈的专机上接受随行记者采访时坦言：“你问我想不想去中国？当然想，甚至是明天。”自上世纪以来，从约翰·保罗二世、本笃十六世至方济各，踏足中国成为历任教宗的夙愿。天主教会在全球拥有12亿信众，占世界总人口的17.5%。中国的天主教徒人数大约为560~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4%~0.58%。近邻韩国目前天主教徒人数已占总人口的1/10，近550万。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教宗的急切心情。显然，实现中梵对话已经成为梵蒂冈在亚洲的首要外交要务。

8月14日，方济各教宗抵达韩国，总统朴槿惠赴机场迎接。（资料图片）

    梵蒂冈一词经常指称4种不同的涵义：指一个甚至早在基督教之前就已存在的地理区域名称；指现今罗马天主教会教宗和教廷的驻地；指1929年建立的梵蒂冈城国；指作为主权实体的罗马教廷。在国际外交报道中使用这一用词时，其涵义基本采用第4种。这种复杂性也反映出梵蒂冈在国际社会中外交身份的独特。梵蒂冈在联合国不是以梵蒂冈城国的名义出席，而是以罗马教廷的身份，为的是避免不恰当地强调教宗主权的世俗性。因此，罗马教廷而非梵蒂冈城国获得了联合国非会员国常驻观察员身份，并在参与联合国的活动中直接拓宽了教宗利益的范围，即不仅包括梵蒂冈城国的世俗事务，还关系到更大范围的世界天主教会。所以，前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说：“当我向梵蒂冈要求见面的时候，我不是要见梵蒂冈城国的国王，而是要见罗马天主教会的首脑。”

    在当今世界各种基于宗教信仰的国际性组织中，唯有罗马天主教会具有正式的联合国国际外交身份。所以说，中梵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国家间关系，不能简单理解为与梵蒂冈城国之间的关系。与其说中方是与一个领土疆界、人口极其有限的小国家进行谈判，不如说是与一个没有领土疆界、人口局限的跨国宗教行为体在进行磋商。由此应认识到，梵蒂冈外交主要有两个实质性目的：一是维护以教宗、教廷为中心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利益；二是维护作为全世界天主教会代表的地位。这两个目标对教廷来说都至关重要。

    中梵之间的交流，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同寻常的经验。一个改革开放以来快速转型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对一个“梵二会议”以来全面革新并拥抱现代世界的传统宗教教权实体，两大动态发展的国际行为体在接近过程中产生摩擦是必然的。尤其是双方秉持的话语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加之相互认知水准低，互不信任，分歧自然很大。因此，笔者认为中梵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相互认知和互相尊重。目前看来，情况正逐渐向更具建设性的有利方向发展。

    2000年后，梵蒂冈开始意识到从多层面、多角度、多渠道加强对华认知的重要性，而不仅仅局限于某时、某地、某人的看法、意见和主张。2001年10月24日，约翰·保罗二世在有关利玛窦的研讨会上发表书面致辞，就教廷在历史上及近期对中国天主教会犯下的错误表示了某种程度的歉意。虽然抵牾仍存，但也出现了某些客观上有利于减少隔阂的变化。方济各教宗继任后，在教廷中进一步整合了具有对华交往经验的教廷“知华”外交家。外电甚至称新任教廷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主教“被中方视为朋友”。枢机主教团副团长埃切卡雷枢机主教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要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人，在身份上接受和尊重中国人。”这是梵蒂冈认知中国的新思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经历了几十年联系中断的中国天主教会反帝爱国、三自革新的教会发展史，才能真正明白强调民族、民主特色的中国天主教会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选择，进而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天主教会恢复、发展的现实情况。

    近年来，中国政府正面回应了梵蒂冈释放的善意信号。方济各教宗在其当选第4天就致信祝贺中国刚当选的习近平主席，并得到了回信。教廷国务卿表示：“最近，中国也发出信号，显示对教廷重新感到兴趣，而这兴趣很大程度上与教宗方济各获选有关；他是耶稣会士，一如利玛窦。”的确，中国人欣赏的是利玛窦式的认知和尊重，并报以同样的尊重。这次教宗访问韩国，中国政府首次向教宗开放领空过境，外交部对教宗的空中问候也作了公开回应，表示愿意进行建设性对话，改善双边关系。其实，中梵双方不仅有历史上的友好记忆，在现实国际事务中，双方也有很多相似主张，在倡导社会公平、反对贫穷、穷国债务减免、人道援助非洲、反对战争、反对核扩散、世界和平、尊重国际法、支持联合国等国际议题上有广泛的对话基础。

    笔者认为，对话始于认知，认知需要尊重。良好的意愿正在形成，中梵建交的建设性推动仍然需要博大的胸襟和超凡的智慧。我们应当有信心和耐心来等待中梵双方在共同的旨意、合适的时刻、由人民和上帝拣选的伟人完成这一历史性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