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里的洋画家——耶稣会会士郎世宁

远渡重洋 传教士成宫廷画师
    郎世宁，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Giuseppe Castiglione），1688年7月19日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早年受过良好的绘画基本功训练。他天资聪颖，十几岁就掌握了雕刻、绘画、建筑、数学等知识，特别是在绘画上表现出了过人的能力，这为他日后的绘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画风受意大利特伦托的耶稣会士著名画家波佐（Andrea Pozzo）的影响很大。19岁时，郎世宁加入了耶稣会。
    那时，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极为向往，年甫弱冠的郎世宁请求修会派他前往中国。1714年5月，他受耶稣会葡萄牙传道部的派遣，远渡重洋到中国传教。抵达澳门后，他又到广州，并为自己起了一个相当符合儒家学说和传统文化的中国名字——郎世宁。

电视剧《宫廷画师郎世宁》中耶稣会会士郎世宁向皇帝展示教会圣像

    地方向朝廷报送信息还算畅通及时，郎世宁传教的生涯尚未开始，康熙皇帝就已经知道从西方来了一位“洋画家”，于是，他马上颁旨要这“洋画家”进京。1715年，郎世宁到达京城，居住在东华门外的天主教东堂内。
    当时康熙61岁，酷爱艺术与科学，虽不赞成郎世宁所信仰的宗教，却把他当作一位艺术家看待，甚为礼遇。康熙对他说：“西方的教义违反中国正统思想，只因为传教士懂得数学基本原理，国家才予以聘用。”他又表示诧异道：“你怎能老是关怀你尚未进入的未来世界而漠视现实的世界？其实万物是各得其时的。”旋即派郎世宁为宫廷画师，不给他传教的机会，让他像其他画师一样，每日清晨从北京东华门附近的寓所步行进宫，七时向宫门禁卫报到。
    康熙不喜欢油画，因为年代久了就会变得黑乎乎的，模糊不清。于是郎世宁与其他欧籍画师不得不学习使用胶质颜料在绢上作画的艰难技巧。一笔下去就不能再加第二笔，也不容修改润饰。笔触偶有踌躇或下笔太重，画作就会被毁。他向康熙建议设立一所绘画学校，但未获采纳。后来他只得出版了《视学》一书，以说明自己的观点。
    因中西绘画观的差异，郎世宁的作画题材由皇帝指定。人像必须画平板板的正面，不能画阴影，因为像上的阴影“好似脸上的斑点瑕疵”。
    郎世宁在宫廷内作画，获得了许多荣耀，不但超过了其他欧洲传教士画家，而且令众多供奉宫廷的中国画家也无法望其项背。但郎世宁在为中国皇帝服务时，其身份仅是一个宫廷画家而已，并无优越条件。他的欧洲伙伴王致诚曾在写往欧洲的信件中说起他们作画的情形：“吾人所居乃一平房，冬寒夏热。视为属民，皇上恩遇之隆，过于其他传教士，但终日供奉内廷，无异囚禁……作画时颇受挚肘，不能随意发挥。”其作画场所及条件都十分艰苦，郎世宁的荣誉来之不易。
    清朝宫廷里，画家们隶属于内务府造办处管辖，被称为“画画人”。“画画人”分成三个等级，所得生活费是一样的，每个月三两；工钱则有级差。由于郎世宁的绘画才能深得乾隆赏识，在乾隆年间被封为正三品，从而享受到了最高一等画画人的待遇。

屡受磨难 传教之心矢志不移
    郎世宁到北京的初衷其实是传播天主教，但是康熙很快就下令全国禁教，不准臣民皈依外教、不准外国传教士从事宗教活动，于是，郎世宁只能安分地完成自己宫廷画师的工作。不过，他并没有忘记传教职责，特别是乾隆年间，深得乾隆赏识的他，曾利用自己在宫廷里的微妙地位，几次请求乾隆释放那些原本要被处死的传教士。
    1722年康熙驾崩，雍正继位，传教士皆遭厄运，唯有在宫廷服务的教士受到特殊礼遇。雍正在位13年，后由乾隆继承大统。乾隆登基时年24岁，每日必去画室看郎世宁作画。这时郎世宁已47岁，谙习内廷事务，于是教会高级人士令他向皇帝呈递奏折。此举很是危险。某日乾隆照常来看他作画，郎世宁匍匐跪下，说了几句有关“我们的神圣教律遭受谴责”之类的话后，就从怀中掏出一卷用黄绸包裹的耶稣会奏折呈上。当时内廷太监看见郎世宁的大胆举动，都吓得心惊胆战，乾隆却温和地说：“朕并没谴责你们的宗教，朕只是禁止臣民皈依罢了。”从此以后，郎世宁每晨入宫必受搜查，以保证他没有怀带什么奏折。郎世宁并未放弃，又试了一次。1746年，有5名本笃会传教士被判处死刑。一日乾隆命郎世宁呈一幅新画的画稿时，他又跪下说：“求陛下对我们忧伤戚戚的宗教开恩。”乾隆面有愠色，不置答复，皇帝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
    又有一日，乾隆见妃嫔环绕左右时郎世宁颇感局促不安，就问他：“卿看她们之中谁最美？”郎世宁答：“天子的妃嫔个个都美。”乾隆又追问：“那几个妃嫔中，卿最欣赏谁？”郎世宁答：“微臣没看她们，当时正在数宫殿上的瓷瓦。”乾隆问：“瓷瓦有多少块？”郎世宁回答：“30块。”皇帝遂命太监去数，果然不错。此后郎世宁便没再受到刁难。不过他还是奉命描绘一幅帝后及11名妃嫔在一起的图像，画题是：“心写治平”，这是郎世宁所绘二百幅人物画中最著名的一幅。

历史见证 艺术珍品闪耀中西
    在长达五十多年的宫廷画家生涯的绘画创作中，郎世宁融中西技法于一体，形成精细逼真的效果，创造出了新的画风，因而深受康熙、雍正、乾隆器重。郎世宁还将欧洲的绘画技法传授给中国的宫廷画家，使得清代的宫廷绘画带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呈现出不同于历代宫廷绘画的新颖画貌和独特风格。

    由于深受乾隆皇帝喜爱，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郎世宁创作了众多反映乾隆朝历史事实的作品。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一方面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更为后人研究清朝的历史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图片资料。《乾隆秋猎图》就是郎世宁历史画的代表作。每年秋天，乾隆皇帝都会率领王公大臣、太子嫔妃、八旗官兵到木兰围场打猎。这是自康熙以来清朝的一项政治传统，目的是让满洲人不忘骑射是立国的根本。《乾隆秋猎图》中的乾隆，一身戎装，在众大臣的簇拥下，弯弓搭箭，跃马骑射。
    1754年，蒙古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及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归降清朝，乾隆皇帝在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郎世宁奉命和王致诚、艾启蒙等画家为这些归降的蒙古人画肖像画。同时，郎世宁也画了一些乾隆接见蒙古贵族及宴请他们的作品。此后，但凡乾隆接见蒙古人或维吾尔人的首领，都让郎世宁作画。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乾隆万树园赐宴图》、《乾隆观马术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阿玉锡持矛荡寇图》、《玛斫阵图》，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的《哈萨克贡马图》等都是郎世宁所画的反映历史事实的名画。
    除了绘画乾隆皇帝的生活场景，郎世宁被提升为首席画师后，还担负起圆明园西洋楼设计督造的任务。海宴堂外有12个报时水力钟，郎世宁把它设计成十二生肖，以铜铸成兽头，按时喷出水流，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十二兽首。此外，他还画出了长春园西洋楼十景，包括著名的谐奇趣、蓄水楼、方外观、海宴堂、远瀛观和大水法。

最后时光 乾隆追怀亲撰碑铭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1766年7月16日），郎世宁在78岁生日的前三天，病逝于北京。乾隆皇帝对郎世宁的去世甚为关切，特地下旨为其料理丧事。郎世宁的墓碑上刻着皇帝旨谕：“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奉旨：西洋人郎世宁自康熙年间入值内廷，颇著勤慎，曾赏给三品顶戴。今患病溘逝，念其行走年久，齿近八旬，著照戴进贤之例，加恩给予侍郎衔，并赏给内务府银叁佰两料理丧事，以示优恤。钦此。”墓碑的正中下方为汉字“耶稣会士郎公之墓”，左边为拉丁文的墓志。尽管在教会与皇帝之间存在着摩擦与误解，但乾隆对郎世宁这位老传教士依然表现出了真切的依恋之情，他甚至亲自为郎氏撰写墓志，足见其怀念之情。
    关于郎世宁的葬礼，没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记录，但从一些信件中可以看到对此事件的描述，由此不难想象郎氏葬礼的真实情形。那是一种基督教与中国风俗融合在一起的礼仪：
    长长的送葬队伍以及吹奏殡乐的乐手们为前导，后面是执幡举旗的送葬人，再后为一座装饰有柱子和丝绸刺绣的大轿亭，亭内置放着十字架。随后是两两相跟的基督教徒，挥动着旗子和蜡烛缓缓前行。死者的漆木镀金大棺，被安放在用丝绸和刺绣装饰的华贵的棺罩内。棺罩底部的木架附在两根直径一英尺、长度和厚度比例相称的木杠上，以便肩扛。棺罩有四柱之称，柱上覆有白绫，柱间以丝绸扎成的绣球连接。抬棺者多达60到80人，分列于棺罩的两侧。朝廷的官员，有的是钦派的皇室成员，骑马护送灵柩直到离开北京约6里的墓地。送葬的异教徒亦参加葬礼的所有祈祷。身着白衣的修道士要按照中国礼仪在棺前跪拜三四次，旁观者的哭声更增加了悲伤的气氛，即使再冷漠的人也会潸然泪下。

由乾隆皇帝亲撰墓志铭的墓碑

    郎世宁逝世后葬于北京西阜城门外的滕公栅栏（即万历皇帝赐葬利玛窦之地，日后成为了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墓地）。
    而关于他的墓碑的发现则有以下说法：20世纪初，一位传教士——杜康神父，在北京平原地区发现了郎世宁的墓碑。对于这一发现的经过，他曾作过以下描述：从卢沟桥过了永定河之后，我们顺着河堤向南走，大约走了两里地，一条路展现在我们面前。一边是13英尺高的河堤，另一边是比路面略低的农田。路的两旁是有着几百年树龄的大树，为我们投下了浓浓的树荫，挡住了夏日炎炎的烈日，令人感到十分惬意。我们边走边聊，走到了一个小村子，正对着长辛店，它们被一条大河分开了。“神父，就是这里了。”一位基督徒说。……我们穿过这个只有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子，来到一个保存完好的大石碑前。碑的基座埋进沙里，碑文两侧刻有两条龙纹。从碑额的两个字可以看出，此碑是奉皇帝谕旨而立的。吟咏碑文，不难感受到乾隆皇帝为赏报郎氏在宫中的贡献而对他表现出的体恤之情。
    郎世宁死后，宫里其他有天赋的画家，如潘廷章神父替代了郎氏，但人们对郎世宁依然感念颇深，难以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