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中国伦理衰败的原因

    军事医学科学院最近推出一种叫做“夜鹰”的蓝色药丸，能够让服用者保持72小时不困不睡，并保持正常思维和体能。这令许多人感到振奋。关于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动议，正像夜鹰丸一样，让文化工作者有了空前的暖意，似乎文化解冻、复苏和复兴的时代即将到来。

　　不过，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根基，文化本身的内涵、价值和表象，始终未能获得准确的阐释。对于什么是文化、什么形态的文化才能算是繁荣，官方指导文件都语焉不详。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脱离日常生活而抽象地存在，文化的真正主体也不是红歌类的文艺演出，而是信仰、伦理、趣味、风俗及其各种“乡规民约”。正是这些空气般的基础元素，构成了个人和国家的文化属性。

　　老人和幼童被汽车撞伤而无人救助，是因为此前的救助者非但没有受到感谢和表彰，反而遭到被救者诬陷，而这种反诬行为竟然得到法院的支持。所有这些接踵而至的新闻，引发了民众的道德焦虑，其中所包含的人际信任危机，成为社会文化的负面风向标。它是严重的文化危机，正在严重腐蚀文化的轴心层面。不解决这类基本问题，任何一种“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只能沦为华丽的空文。

　　一位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幼童，犹如一张道德试纸，以自身的早夭，向中国人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夜鹰丸，能够让人对这样的死亡视若无睹，并跨过这具细弱无助的尸身，高谈阔论“大发展”的美妙前景。

　　在我们宣布大繁荣时代降临之前，似乎有必要理性审视一下文化的真实现状。中国经济GDP的持续增长制造了世界性奇迹，但它又跟公共伦理的瓦解紧密相连：央企的市场和价格垄断、有毒食品的大规模生产、普遍的商业欺诈与行贿??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文化的倒退。如果经济继续以这种反伦理方式饮鸩止渴，势必会以文化大崩盘而非大繁荣的结局告终。

　　导致中国公共伦理衰败的直接原因，首先在于司法体系。中国编订了世界上可能最复杂的法律条文，却没有一条可用来捍卫小悦悦的生命。第二是医疗保障制度。这个制度至今都拒绝对发生于公共空间的伤害事故进行国家救助，也即由政府来承担全部医疗费用，这是导致肇事司机碾压受害者和蓄意谋杀的重要原因。第三，我们还必须检讨普世价值教育的缺失。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整个教育链条上，尤其在中国儿童的早期教育中，没有任何课程教育学生如何捍卫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如何进行独立思想、如何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公民，以及如何自我塑造有责任和有道德的完善人格。这种人格教育上的空白，至今都没有被填补的迹象。

　　宗教或信仰的严重缺失，是所有原因中最深刻的部分。在任何社会体系中，只有宗教信仰能够有效整合、管理和提升个人道德，并以“敬”与“畏”的双重方式，把信仰者的日常行为，限定于教义和戒律的范围之内。一个自由、开放和多元的宗教社会，可能是解决社会伦理危机的根本出路。

　　耐人寻味的是，经过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已从“无神论”国家，转而成为一个“有神论”的国家——它拥有大量以佛教徒为主体的各类教徒，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其总数应在2亿人以上，却仍然是一个零度信仰的国家。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反面奇迹。究其原委，是许多信教者企图跟神祗建立暧昧的交易关系。

　　中国基督徒大多是底层的穷人，而中国的佛教徒大多是有钱的商人和官员，其中一些人拒绝展开道德修习的日常功课，而是把贿赂经济的游戏规则带入宗教领域，以许愿和还愿的方式向神行贿，以为花费大宗金钱来递送“红包”、举办道场、修塑金佛、营造寺庙，抑或烧年初一头香和放生鱼虾之类，就能搞定神明，并获得罪的赦免。也就有僧人为了敛财，蓄意把信众引向“花钱消灾”误区，支持此类对“神谴”和“报应”无所畏惧的立场。这种“购买赎罪券”的畸形宗教运动，或将是压垮中国道德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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