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里的那个圣诞节

    过了多少个圣诞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在1963年底，我还在县城上高三时，父亲和我们约定去土山天主堂过的那个圣诞节，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时学校对青少年突出抓思想政治教育，一言一行要上纲上线，对落后的青年要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要“帮一帮”后进，显然我的宗教信仰是不合时宜的，再去进堂是思想落后的表现，无论考学，还是想参加工作都不会被接收。
    圣诞节到来的前一天下午，父亲和我大姐从家里步行三十余里来到土山我的小姑家里，为避免干部的怀疑，说是去走亲戚。我下午从学校出来说是回家，到车站没赶上班车，也只有步行三十里路程，赶到小姑家时天已经黑了。
    晚饭后，我和父亲睡在小姑东屋的地铺上，赶路的疲劳使我不想多说话，倒下就呼呼入睡了，一觉醒来，也不知几点钟，身上盖厚被还感觉冷，我一看父亲还跪在地铺上祈祷。屋内很冷又没有生火取暖，这样寒冷的天气，父亲多病的身体怎能撑得住，我急切地劝父亲快些睡，下半夜还要去教堂，免得冻出病来。他答应一声，并没有躺下休息，我又听到他在叹息，我也不困了和他说说话。
    我对父亲说：“我觉得咱们进堂，好像有人监视，假如我被那些干部或同学发现了，戴上落后的帽子，一辈子前途就完了！还是小心点不要再进堂了。”
    父亲却说：“圣诞节是耶稣来到世上的日子，那时正是险恶的社会环境、极贫困的生存环境、卑贱低下的社会地位，他屈尊就卑，降生救赎，我们却不敢恭迎他，对得起他吗？想想那些无所顾忌的牧童前来庆贺，想想那不远万里的东方三王来朝拜，我们不该效法他们吗？信仰他、朝拜他、追随他、为他作见证是基督徒的本分啊！”
    我心里仍是顾虑重重，父亲又说：“耶稣正睡在教会的大船上，现在教会遇到大风大浪了，我们不要害怕，有他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要有信德！”
    父亲说完便躺下了。不知睡了多久，他把我叫醒，说是下半夜该进堂了，我们匆匆洗了脸，连同姑父、姑母、大姐一起去了。
    从小姑家到教堂一里多路，需要穿街过巷，我们分散开悄悄走动，天还漆黑，寒风刺骨，万籁俱寂。我们来到小堂前，小堂的大门只开一条缝，我们一个个侧身挤了进去，到了那间简易的“小圣殿”，心里才平静下来。祭台上点了两根小蜡烛，微弱的火苗在跳跃，已有几个当地教友早早赶来了，跪在前面，连同我们也只有十来个人，听说原来几百教友进堂，现在却如此凄凉。
    我们都轻轻地跪下来祈祷，神父在听神工，我办了告解之后弥撒就开始了，虽然神父使用拉丁文，听不懂，但我们都虔诚地恭听。举扬圣体圣血时大家都目不转睛，这时我心里充满感激之情，觉得以后这样的机会难得了，领圣体后心里顿觉平安无比，主耶稣的到来，使我充满了勇气和力量。我向天主求升入高等学校，求个人美好的前途，但没想到为灵魂求什么恩典。
    弥撒时间不长，外面露出晨曦的微光，当地教友悄悄离开了，神父修女十分关心我们，问长问短，还执意去给我们烧些热汤。看到神父修女一张张慈祥的脸，听到他们一句句诚挚的话语，我的心里无限地感激，我怎能忘记他们的恩惠：我从幼儿时就跟父亲常来天主堂，这几位神职人员看着我长大成人。那时进堂人不多，小孩儿就更少了，我每次来望弥撒，神父修女都给我准备好吃的，走时还给我带上几种礼物，年纪长些的李凤至修女总是把零钱积攒起来给我交学费。家庭有什么困难，他们也想法帮助解决，他们像生身父母一样疼我爱我，而我不得不和父亲赶快离开教堂，离开他们。
    我知道那些神职人员没有生活的外援，靠自食其力生活，神父学医开一个医疗所；修女做手工、种植、养殖，仅有微薄的收入，生活很困难；他们受到种种的审查，行动又受到种种约束和限制，然而他们坚守岗位，忠于职守。虽然大多数教友不敢进堂了，但主日、瞻礼仍然弥撒不断，土山天主堂神父修女仍然站在前哨阵地作耶稣的勇兵！
    那个圣诞节过后，我一直没有再进堂，直到二十年以后改革开放，宗教信仰自由了，我才又过上了欢天喜地的圣诞节。
    注：原徐州教区土山天主堂本堂刘哲夫神父，李凤至、戴振修、邵梅峰修女后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二十年磨难，恢复自由后刘哲夫神父在连云港教区尽职尽责服务二十余年，2010年7月1日安息主怀，享年98岁，三位修女在徐州教区、连云港教区服务都陆续进入天乡，他们是教会危难及复苏时期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