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神父与战时的上海难民

    “家驹”姓“饶”，非常上海的名，非常江南的姓，却是一位法国神父，法文、英文、日文并用，还有一口上海闲话。“一个法国人在上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南京、巴黎、纽约、伦敦和东京，每一份报纸都在谈论饶神父的人道主义精神。别的不说，饶神父每天都要为30万难民支锅烹烧，一日断炊，万人哀嚎。难民营设在复旦大学的操场，徐家汇的土山湾工场，最大的一个设在法租界外面的南市，西门、北门一带，竟然收容了20万多。“八·一三”事变后，饶家驹是我们这个“孤岛”城市中万人仰仗的大恩人。
    饶家驹，法国洛林人，就是那个都德《最后一课》里叙述的“曾经法国，后来德国”的地方。他说法语，内心有“都德式”亡国之痛，饶家驹的恻隐得到濒临亡国的华人之心。饶家驹是法国耶稣会士，1913年来上海，在虹口天主教圣心堂和租界商团的侨民当中传教。1932年，日军侵略上海，“一·二八”淞沪战火起来的时候，他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开始了震动全世界的难民救济事业。在闸北，他被弹片击中右臂，不得已锯掉，从此上海人称他“独臂神父”。
    第一次听说饶神父的事迹是1998年，多伦多大学博士生James选择饶家驹做论文，来咨询。遭人而问，惭愧地无以为告。2004年夏天在巴黎，James在讨论会上提交论文，专论饶家驹，事迹之震撼，使与会者都很吃惊。按他的估计，饶神父的难民营里至少有30万嗷嗷待哺之口。为此他以“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名义，说服罗斯福总统，从白宫拿回了85万美元，才有了难民碗里的白粥。最近几年，有吴健熙者把饶家驹的事迹向媒体披露，纪实频道的“往事”说过一次。借着“南京大屠杀”、“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话题，我们的城市记起这位饶神父。
    其实，饶家驹是“二战”中最早最突出的“和平主义者”，在拉贝、魏特琳、辛德勒之前，比他（她）们突出。按James，还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饶家驹安全区：战时的上海难民》一书，饶家驹开创了“二战”难民救济的新模式。后来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国际安全区”模式，就是采用了“饶家驹安全区”模式。饶神父用《日内瓦公约》和天主教人道主义，要求日本占领军划出专门地界，保证平民安全，呼吁国际社会维持秩序，并救助。“二战”爆发后，“饶家驹安全区”模式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推广，饶神父用他的“独臂”，指挥欧洲。饶家驹是从上海出去的世界级重要人物，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49年国际社会修订《日内瓦公约》，其中“第四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公约》，参考了饶家驹的经验。

饶家驹神父与难民中的儿童在一起

    春节前，在澳门；民政总署大楼旁边一家古玩店的角落里，居然挂着饶家驹以“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名义，颁发给徐家汇难民营的奖状，装在镜框里！发现奖状的陈耀王先生，上世纪30年代生人，读过震旦，孩提时见过饶神父，所以一眼就认出。我们一行人，为徐汇区文化局筹建“土山湾博物馆”，在澳门寻觅藏品。掩饰了喜悦，暗示主事的宋浩杰局长赶快买下来。店主不知这位饶家驹是一位大人物，爽快便宜地让给了徐汇故乡的来人。奖状，战乱中“人道主义”的物证，从此不再飘零，回到上海，证明我们这个城市正在渐渐地拾回属于自己的记忆，坦然面对。真的，我们应该让“恩人饶家驹”在博物馆里有一席之地。

    晓露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