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后，由于战火弥漫，传教活动日趋衰落，“文革”期间，忻州的教务活动受到严重挫伤，除一些老教友仍保持信仰外，大批的新教友纷纷脱教。

为此，复活并非一种理论，而是身为人的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巴斯卦、借着他的逾越所启示的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在上天和下地之间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2006年2月20日接见摩洛哥新大使讲话）。美国境内各宗教领导人，包括天主教华盛顿的荣休总主教麦克里克枢机在内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佛罗里达一个福音派团体提出的“烧毁可兰经日”建议。

从中国基督宗教史的角度来看，正定教堂惨案及其基督教会在抗战时的人道主义救助实践，有可能为重写中国基督宗教史或构建中国基督宗教史‘新宏大叙事’提供了资料和实例。

当离开中国时，德日进尤其提及他对这个国家的「极大感激」；他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进行了很多次考察任务，并能够以新方式来反思人类和宇宙的命运。

当主内的兄弟姊妹、老人孩子们怀着一份喜悦之情先后离去时，我拿出手机，7：40，新的一天刚刚开始，满心欣悦，拿上圣经，我快步走向教堂的地下室——那儿供奉着圣体，开始了我的敬拜之旅。

因此我们看到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不断涉及新的国际秩序、国家治理、法制建设等等。我相信这对从事宗教学研究的教内或者教外学者都是非常新鲜的角度，而且有极大的研究空间。

但她说：我在经历痛苦煎熬的同时，我的家庭在爱中不断成长，不仅增加了新成员，也增长了智慧，我和老公也因此认识到恭敬天主救灵魂才是人生第一要务，其余一切都没它重要。这是我病中的感悟，是信仰给我的启示。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宗教政策落实，教会又迎来了新的春天，家乡的教堂先后又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先是落实了北山沟岔口四间的房子，神父住一间，修女住一间，剩余两间布置成圣堂，十分逼仄。

1985年金神父回来传教至今，金庄半数以上的人都信了教（208人），周围的村子也发展了很多新教友，有的还建起了祈祷所。1985年之前，周边仅有十几个村有教友，堂区总共3000多人，没有一座圣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