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祖母的信仰——当时女人想什么不重要，他信什么，她就跟着信什么。　　祖父尽管跟着那位教书先生离家出走，他最终还是衣锦还乡。

有一次，我帮忙主教向外寄一封信，我却不小心写错了地址，信被退了回来，正当我战战兢兢等待批评时，他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平静，他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耐心地安慰我说：‘这次没有关系，以后做事要耐心、

如果说信，可能还不到；但我承认对佛教有亲近感，可能我们很多中国人都如此。季老答。接下来，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国人，现在和将来，拿什么抚慰内心？季老给我讲了一个细节。

首先，中国天主教信友的宗教自由的确与整个中国社会的自由与实践有关，中国的普罗大众所享有自由的提升的确有助于中国天主教会信仰自由空间的扩展，然而将天主教的问题与西藏、新疆等问题相提并论并不恰当。

在耶稣面前每个人都要作出选择——信或者不信，没有半信半疑。其实，人生是由一连串的选择组成的，选择有大有小，如吃什么，穿什么，上什么学校、找什么工作，以及结婚还是修道。有些选择无关重要，有些却非同小可。

主耶稣的十字圣架处：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来自世界各方的信众涌向此圣地，将通道挤得水泄不通，有专人负责控制朝拜的时间，仅仅三五秒钟，就得让位下一位朝圣者。

她的圣德很出名，许多神职人员和信友请她指示灵修。

圣经自始至终强调信仰与生活实践的整合，信徒有责任关注他们中有需要的人，按照希伯来圣经的固定表达方式，就是他们中的孤儿、寡妇和旅客/外地劳工。

如此的教会当然不应也不能自限于信友团体内，而要向所有边缘开放自身，因此拒绝成为一个固步自封、自我陶醉的利益集团（教宗方济各）。除了全人类的利益，教人没有什么自身的利益可言。

所以当我74岁时，（那时我在高雄）底气十足地再向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请求辞职，正好还有一年的时间，让教宗好好寻找一位称职的接班人，但信递出去后，石沉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