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阐明，曾经有人「假设宗教情操的纯洁美善并不取决于外在仪式，反倒把仪式看作无用的负担或者有害」；他批评的不是「特定的礼仪形式」或「某种庆祝方法，而是礼仪本身」。

我们国家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比如，我国长期从事宗教研究的著名学者卓新平先生，他是从1983至1988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留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相对而言，国内教会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则晚了十多年

而事实却是，地中海是非洲、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沟通渠道；在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人们和文化，民族和语言，哲学和宗教之间（沟通的渠道）。当然，海洋是要以某种方式去跨越的深渊，它甚而会变得危险。

新闻出版：从明代利玛窦开始，天主教就印行宗教书刊和自然科学书刊。1879年，上海耶稣会创办了中国教会第一份报纸《益闻录》。1887年，李问渔神父创办了《圣心报》。

“文革”中，长沙主教座堂被用作修车厂和仓库，宗教活动停止。2008年12月8日，长沙天主堂百年庆典。2009年统计，湖南有11位神父，2名修士，6位修女，教友4.3万人，教堂43座。

教宗表示，在基督宗教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的时代，这种分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一个新的教会时节正在我们面前展开”。

《玛窦》福音中将这些智者描述为“来自东方的贤士”，他们很可能是宗教领袖、学家、天文学专家，是有着显赫地位的人。贤士们的出现，也令人十分欣慰。

认出一个民族的美德说到这个民族的美德，教宗表示欣赏在蒙古遇到的许多人对信仰的追求，在跨宗教和大公运动的会晤中尤其看到佛教信徒的信仰情愫，这些人“透过利他主义和抵拒自己的欲望，以真诚和彻底的方式默默地活出他们的信仰

来攀登“宗教明星”的阶梯。相反，他否认了任何的头衔，只是说他自己“是在旷野里呼喊者的声音⋯⋯劝告你们准备迎接那一位⋯⋯我却当不起解他的鞋带。”我很喜欢“声音”这个比喻。

刚改革开放时为什么宗教热有一种反弹呢？因为教友们多年缺少宗教生活，有一种向上的心。但为什么现在宗教热又下去了呢？原因很多，神职人员对教友们的灵性引导和培训不够也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