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在2014年和2017年两次与荷兰方面的代表团，包括基金会和学者们接触，相聚交流，充分感触到这一个特殊纽带带来的情感的力量、道义的力量。

当然，对起初先民的居住地——“峒唝”的认证，是由民俗学者的口中得已充分的证实。

学者从宗徒大事录及保禄书信的内容中，归纳出保禄的三次传教旅程：第一次是大约在公元45-48年间，自安提约基雅出发，先抵塞浦路斯，经小亚细亚到耶路撒冷，参加宗徒会议，返回安提约基雅。

对于汤若望的这些活动，学者早有论述。但这些活动中有一项，即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编为《西洋新法历书》一书，虽屡屡被论者提及，却往往仅一笔带过而已。此处稍对汤若望这一改编工作作较为具体的讨论。　　

否则，即使我们成为圣经学者，也得不到读经的益处。为此耶稣痛斥经师和法利塞人说：“经师和法利塞人坐在梅瑟的讲座上：凡他们对你们所说的，你们要守；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

俄国学者基米列夫说：关于意义的问题，或显或隐，伴随着人的一生。在此人不仅要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而且当他行动时，必须以意义为前提。

[林瑞琪，《近代天主教在华传播史论集》（第二版）（香港：圣神研究中心，2012），页176]2002年北京天主教与文化研究所成立，其目标为：　　「开展天主教神学和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促进教会内学者与教会外学者的沟通与对话

另一位是耶稣会士Fr.VictorSalanga，一位严谨的学者，脾气倔强。如果有人上课没有带圣经，他就让该人离开教室，不留情面。如果学生达不到课程要求，他绝不会通融让这样的学生通过他的科目。

2001或2003年的秋天，他们在复旦的邵逸夫楼还举行过一天的研讨会（seminar），邀请了从北大、民院、人大、浙大和复旦的十来位年轻学者，他们均为从事基督宗教研究、刚刚毕业不久的博士，大家坐而论道，

韩国平信徒们发展了韩国的教会，即由韩国的“哲学者”与学者组成的一个团体，他们冒着巨大的危险，积极地尝试与当时的北京天主教会接触，通过阅读新的教理书籍认识了天主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