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难之时冒风险行圣事从十年文革时期走过来的教友都知道教会的艰难，神父们给教友行圣事做弥撒送终傅是冒着风险，常常是夜间偷偷的在教友家里不敢公开，一旦被红卫兵发觉有人告密，神父要戴高帽游街示众挨批斗。

不同堂区的神长相遇，会互相介绍各自堂区的基本情况，这原本是十分正常的，但一些神长很少介绍福传、牧灵的情况和体会，却常常对谁的堂区有几部小车、几个门面、有多少租金收入的话题感兴趣；或者抱怨教友太少，教友不进堂，奉献箱里难得有内容

前往尼西亚的318位主教中，大部分受过最后一次教难的折磨，他们都是信仰的证人。

没有教会也没教堂，离最近的浙北重镇双林镇天主堂也有百里之遥，一年里难得有几回神父修女来此行圣事或看顾教友。

由于中国天主教会经历了文革这场教难，故与普世教会几乎完全失去联系长达20年的时间。当时普世教会召开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所进行的改革，在中国的天主教会也未能参与。

维拉是瑞士因根博尔（Ingenbohl）圣十字架慈悲修女会的修女，那时她教难民们意大利语，帮助他们取得必要的文件和医疗卫生卡。这些移民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对移民来说，她就是他们的“妈妈”。

神圣文化与世俗社会的距离经过此次会议而大大拉近，教会与世界各国的民众沟通也通过其本身开展与全世界的对话而变得更加顺畅。由此可见，人的内心是否能够达到和谐，其实是和其它各种和谐关系彼此相关联的。

祂让我们感到被爱，教我们如何去爱。祂是我们灵性生活的‘发动机’。”教宗解释道，圣神是天主的记忆。祂使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不断地在我们的心中重新点燃天主的爱火。

1665年9月上旬一个全面的反教事件爆发了。康熙皇帝因受反对传教士人士的煽动，下令将其拘捕。

在会谈中，有人提出关于抵达意大利兰佩杜萨岛的许多难民和国际社会扮演的角色。教宗回答说：「全球化的冷漠促使我们说出『有许多难民。但愿众人都想到在兰佩杜萨岛的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