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福传最有效的形式接着，教宗提到伯多禄宗徒对初期基督徒提出的邀请，“若有人询问你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你们要时常准备答复，且要以温和、以敬畏之心答复”（伯前三15-16）。

然而，天主教早期传入中国时，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于追念先祖和偶像崇拜的区分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且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追思亡者与尽孝道之间的关联，故此引发了对中国福传事业影响深远的礼仪之争。

然而，天主教早期传入中国时，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对于追念先祖和偶像崇拜的区分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且没有意识到中国人追思亡者与尽孝道之间的关联，故此引发了对中国福传事业影响深远的礼仪之争。

梵二大公会议指出，“这些宗座传教善会理应占优先权，因为一方面，它们可以使教友从童年即浸润真正大公与传教的意识，而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大力的募捐，按每一传教区的需要而惠及所有的传教区大公会议特别深化了地方教会的性质和传教

　　编者按：这是一位普通意大利教友在老教宗辞职和新教宗选举期间的想法，及其对中国教会及中国神长教友的深厚感情。

为了传扬福音，薛福成组织成立了“福传小组”，成员有薛福成夫妇、周喜来夫妇、王宗良夫妇以及庞荣芬共7人。他们没有高深的文化，没有宣讲的口才，有的只是福传的热情，执着的信仰，以及勤劳的双手。

（汤汉枢机，下文简称汤枢机）“信德”：枢机主教，您参加了教宗方济各的选举，期间，有幸与新教宗有缘住在一层楼上。选举期间，听说您的房间就在新教宗房间的隔壁。当时枢机们的房间是如何安排的？

首先，我们祝贺两位新铎和新执事！其次，值得分享的是今天的晋铎典礼中只有部分司铎覆手的环节——或许是近年来国内教会鲜有的简短而神圣的覆手礼仪！也值得点赞、鼓励！

首届中国教务会议并非独立的历史事件（突然兴起），亦非规律性召开的教务会议之一，而是教廷传信部和中国各传教区合作应对新环境，推进传教使命转型和复兴，特别加强本地教会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里程碑。

圣女婴孩耶稣圣容德兰――「爱的学问专家」（参阅《新千年的开始》，42），能够在「与耶稣苦难的深度结合」中经历令她「痛苦至死」的重病（2011年4月6日教宗本笃十六世《周三接见群众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