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德国的一位名叫丽青的姐妹看到潘神父发出的呼吁之后，第一时间替雪儿姐妹转来5000元人民币，并联系海外一个华人微信群，共同捐献了10000元人民币。

在这次共同抗“疫”的捐助行动中，一千多年前中日佛教文化的友谊通过“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八个字再次激活。或许鉴真法师在艰难东渡的时候不会想象到他的行为会带来今天的慈善救助。

自然地，它们的应用和操作正是响应地方教会的需求，提供一个详细制定地方教会教理书的共同原则，以便适应地方教会的文化处境。

共同修炼的生活必然会有高低之别，修会也因此有着明确定义的层阶结构，在其中，每个人知道自己的位置所在。会长(Abbot)是从修会的修士中被选出的，是共同体之精神领袖，也是“暂时的”。

（《福音的喜乐》，273）身为基督徒，我们都肩负一项共同的使命，就是在不同处境中常怀喜乐作见证，以言以行、以耶稣与我们同在的经验，并在祂的团体，即教会内，喜乐地作见证。

我可敬的前任教宗、天主之仆保禄六世，在一九六七年已宣布过信德年，为纪念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以殉道作最崇高见证的一千九百周年。

共同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拍即合。索非亚当场承诺捐出6万法郎，作为一个中国修道院的筹建基金。德莱普莱斯主教的这个梦想是有他的根据的。修士们是封闭内修的，传教士远离人烟。

纪念真福亚松达升天百年大游行主教讲道时说：“双百庆祝联袂举行，这是上主安排的一天。”

在讲道中他又特别着重在圣保禄的形象上，因此，教宗在宣布圣保禄年时说：“我高兴地正式宣布，在纪念这位使徒诞生两千年之际，我们从2008年6月28日至2009年6月29日特别庆祝圣保禄禧年。”

尚没有走向传销形式的宗教，则会出现另一些弊病，不是邪教，也不是正教，而是四不像，它们大多过于形式化，比如笔者曾接触一个农村所谓基督教的信仰者，他们的教义中规定亲人(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去世后不能哭泣、不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