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他领导以来,教会变得更具活力,这是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以来前所未见的情况。身为天主教《宇宙报》罗马通讯员,我有这份殊荣目睹这一切事情的发生。
1965年10月28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通过《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Aetate)文献。该文献被喻为天主教与犹太教及其他宗教对话的「大宪章」。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明确地提醒我们:整个基督徒团体都有培植司铎圣召的义务,首先应以完善的基督徒生活来推进(《司铎之培养法令》,2)。
由于起初互相都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大家感兴趣的是什么,所以第一届和第二届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些分享,讨论中国天主教在当代社会中的种种困难。
由于起初互相都不太了解,也不知道大家感兴趣的是什么,所以第一届和第二届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些分享,讨论中国天主教在当代社会中的种种困难。
在1961年的圣诞节上,教宗若望廿三正式以《人类救赎》手谕(Humanaesalutis)宣布在次年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论及见证激发圣召的文件中,强调司铎必须提供爱德和弟兄合作的楷模(参阅《司铎之培养Optatamtotius》法令,第2号)。
但在圣神的带领下,他逐渐认识了天主教,并受玛德·罗宾(MartheRobin,爱德之家创始者)的影响,决意回归天主教并由主教手中领受执事职,以平信徒的身份献身于先知性的工作,这种发展方向正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倡导的精神
天主要所有人都得救,得以认识真理、得益于救恩的普世圣事,即教会感受祂的慈悲(参见弟前2,4、3,15;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宪章》48)。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上海光启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