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罗十二10）在此，我们应回想起梵二大公会议对司铎的恳切鼓励：「司铎应该诚心承认并促进在俗信友的地位，以及他们在教会使命中的本有职分，（…）。

犹如梵二大公会议鼓励各地教会提供机会让信徒接触社区不同群体，共同参与实践关怀行动。

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信仰/神学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思想，但中国教会在本地化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方济各在其宗座劝谕《爱的喜乐》（AmorislaetitiaAL）中总结了以家庭为议题的两个世界主教会议的结果，并在其中表示：“并非所有关于教义、伦理、牧灵等问题的讨论，都需要教会训导权的介入，才能作出定论

我规定了主教的资金使用权限，超过一定数额的资金使用需要司铎会议通过。其次，为了激发神父们的传教热情，我尽量给神父们更多的信任和自主权。这样，神父们就能更积极地做好堂区建设和牧灵工作。

⒁《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3年8月第一版。　　⒂《中国基督教史纲》王治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年第一版。

而天亮后的公会会议，也仅是草草了事维持原判。但由于当时的犹太公会没有执行死刑的权柄（参若18：31），便将耶稣押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

依据1924年上海主教会议的决定，译文应平易、文雅、并用人人能懂的国语，同时要因文体不同而作出相应的译法。法律宜简明、历史要生动、格言要雅俗、诗歌宜深刻、诔文应悲哀、咏赞要庄严。

直到梵二大公会议(1962-1965)后，教会才重新燃起对落根文化的兴趣：一方面，教会必须忠于基督宗教的源头；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忠于当代的社会及不同文化的事实。

在谈到神秘的梦这一问题时，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十多年前，当这些问题首次进入我的视野时，我也曾感到一种担心，以为它们使我们的科学宇宙观受到了威胁：如果某些神秘现象被证明是真实的，恐怕科学宇宙观就注定会被唯灵论和玄秘主义者断言中的某些可能证明是真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