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保禄也肯定了法律的积极价值：法律就如同一个启蒙师，是用于彰显救援的必要及迫切性。法律的时代是监护人的时代，以期待信仰的到来。

我只举一个例子，1949年以后陕北靖边县中学里唯一的女孩师兰卉芬就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为了进一步扶植、发扬蒙古文化，1931年石扬休主教上任以后就开始筹办蒙文印刷厂。

这一时期台湾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要有穆启蒙编著的《天主教史》，赖诒恩著、陶为翼译的《耶稣会士在中国》，樊神父（OctaveFerreux）著、吴宗文译的《遣使会在华传教史》等等，这些著作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期大陆天主教史研究的不足

从三钟经开始，天主经、圣母经、信经……一本《要理问答》便开始类似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启蒙……周而复始，每天像是枯燥的繁复，却似体育的训练，体弱营养不良的身躯

樊华摘编综合，参考张玉莲《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郭金荣《耶稣会会士邓玉函与中西文化交流》

教廷与神学家之间的持续斗争，以及教廷最近批评美国修女团体等情况提醒我们，在教会与后启蒙时代世界之间拖延已久的交往中，并无任何井然有序的思想、神学或政治观点。　　　

我的圣召、牧灵二三事──孙达神父圣召启蒙1924年我出生于河北省邯郸教区，乡间一个信仰虔诚的教友家庭，父亲曾为耶稣会神父服务，我六岁时他往生了，由母亲把我们兄姐四位扶养成人。

一、从反叛到皈依（一）、信仰的启蒙刘唯理，出生在一个世代奉教的家庭，信仰传到他这一辈已经是第六代了。

宋代著名学者朱熹曾说：“至要莫如教子，至乐莫如读书”，古代经典启蒙读物《三字经》中也说：“子不教，父之过”，在家庭生活中，怎样才能在需要“点灯”的时候，不会像愚笨的童女一样，因为没有准备而手忙脚乱错过良机呢

当然，在灵魂的准备上，我们建议教友们能有自己的“神师”来帮助自己生活在福音中。“神师”就是一位能帮助自己在信仰上成长，能经验到天主的人。“神师”可以是热心教友、修士修女和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