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从技术角度来看，自然是因为欧洲人编制历法，采用的是60进位制，分圆周为360°，若在新仪器上继续采用中国传统分度，势必造成换算的繁复，而且划分起来也不方便。

如《罗马教宗教导》诏书（1521）、改革历法的《重大任务》诏书（1581）。自动手谕：一项教宗自动颁发，而非应教会要求而颁发的法律文件或法令。

前面提到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先后入教，与利玛窦一起研究天文、地理，修正历法，交往频繁。利玛窦到北京后，写了《经天该》和《乾坤体义》，同李之藻合译《浑盖通宪图说》，这是三部天文学著作。

我也弄不清楚，我只知道那位教宗精确地确定了时间的基准，以后的公历就沿用了这种历法。

二零零五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德国期间，在一场演讲中提到汤若望为中国实行新历法作出了「重要贡献」。光启社视之为「绿灯」。

与此同时，他还热心研习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军事、测量、水利等。他一生译著很多，如与利玛窦一起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　　

与此同时，他还热心研习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军事、测量、水利等。他一生译著很多，如与利玛窦一起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

1664年，反教文人杨光先掀起“历法之狱”，传教各地的神父被谪居广州，天主教被禁止传习。此时，甘第大又赠给被羁押在广州的传教士800两银子②作为生活费用。

5古人计算「日」历「月」历，并不如今日精确，故当时所谓春分、夏至、冬至等日子，也只是大概相约而言，况且各地历法（罗马「儒略」历、犹太历、埃及历）的计算也有参差，到了公元1582年教宗额我略十三世，为调整

由于天文历法的需要，外国传教士们的地位日渐提高；再加上清初的统治者对西方的科技艺术甚有兴趣，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耶稣会士汤若望神父(Fr.AdamSchall)于1645年受命担任朝廷钦天监监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