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图书馆与公共资料馆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帕尔米耶里这样说：上海南市难民区是二战期间世界上第一个最大的，卓有成效的战时平民中立保护区，它保护了至少30万难民，并创造了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

教宗提及二战後发生在耶稣会总会长雅鲁培（PedroArrupe）神父身上的事件。当时雅鲁培神父还在日本传教，一名富商捐给他一笔用於福传的善款，带了一名摄影师和一名记者同行，但钱袋里只装了10美元。

二战结束后，图书馆得以再次重建。

二战结束之前的日本政策当中，天皇崇拜的层次高于其它宗教。宗教活动受严格的限制。宗教领袖被逮捕，在监狱里死亡的案子也不少。这个情况1945年日本败战后完全改变。占领日本的盟軍采取宗教自由化政策。

这座墓园安葬着在二战期间的法国军人，墓碑整齐划一，每个都铭刻着「为法国捐躯」的字样。墓园大门写着：「法国军人公墓——1943年至1944年意大利战役」。

鲁卡司修士介绍说这座圣堂是二战结束后，由德国50名青年与法国50名青年（二战中德国和法国是死对头）在泰泽修士的带领下一起盖起的，表达世界青年对和平的渴望与贡献，所以圣堂取名为“修和堂”。　　

二战期间，整座铜锣湾的建筑物也变成为避难所和医院。当时很多病患者及受伤者蜂拥而至，接受修女们的照顾。二战的炮火使7位修女及不少孤儿和职员遇难。

有个故事讲的是在二战期间，一支部队在森林中与敌军相遇发生激战，最后两名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小镇的战友，在激战中互相照顾、彼此不分离，两人在森林中艰难跋涉，互相鼓励、安慰，相依为命。

教宗说：我为你们最近的历史而感谢天主，因为你们懂得让好的记忆占据上风：例如你们举行波兰和德国主教二战後互相给予和接受宽恕50周年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