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心里很清楚，所谓的新德国已经处于彻底灭亡的边缘，而且在纳粹主义的狂妄将这个国家破坏地满目疮痍后，这个国家正需要神父。当然，今天的社会情势与当时大为迥异。

在他对国家、教会、世界的历史性服务中，他是为人权与和平事业，及关爱穷人的一位坚定不移的领跑者。但最受他影响的，或许还是他所教育、劝告，并成为他朋友的历届圣母大学的学生们。

除校长致欢迎辞外，还有印第安纳州州长，多名参议员，普林斯顿大学的退休校长，圣母大学前任橄榄球队教练，大主教，前国务卿赖斯，及前总统卡特夫妇，他们和海斯堡校长有各自因国家事务或私人的交情。

所以，近三个世纪以来，耶稣和圣母在很多国家多次显现，以唤醒沉睡的人们觉醒起来，挣脱罗网、回归天父的怀抱。

说它是一种挑战，是因为会士们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基督宗教，因此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教会背景、生活和习惯。

这里当地政府国家民族需要我做什么？这里永宁古城的七关而不是八关意味着什么？

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

与此同时，福传不应卷入政治纷争，不干涉国家的政权（参《教会传教工作法令》，12）。

在我平常的牧灵与福传工作中，从修院出来后，我是一边工作一边摸索，从来没有很好地再坐下来好好地学习，这次能跳出教会、跨越宗教，进行系统的学习，而且学习的功课又是全新的，上课的老师都是国家一流的。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这种眼里只有“钱”，一心想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的衣冠禽兽多起来，人人自危，又人人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话，将是何等的悲哀啊！在这邪恶的世代中，我们基督徒又该做点儿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