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区邢文之主教告诉本报，由于他和教区全体神父刚刚避静回来（避静时广播、电视都不能听看），对于受灾情况了解得还不详细，所以关于捐助，还有待进一步的商量，然后统一做个安排。

只有“阿加斯”是“亚加大”——见《一位中国奉教太太》（上海光启社出版）P68：“佟夫人事”。其他二位，可能也是翻译之误？②、甘第大赠给被押在广州的传教士3000两银子，不是800两。见上书P31。

我于1958年进入初学院，因此经历了（梵二）大公会议的所有变革。我参加了柯文柏神父（Kolvenbach）的选举，当时已经有一批西班牙耶稣会士指责耶稣会背叛教会。

她经常出没于小镇的大街小巷，参加各种政府会议，写各类新闻、人物故事、影评、音乐专题等，基本上一个人包揽了整个报纸。

三、神父修女共商福传大计通过神父聚会和修女月省，一起研讨梵二会议之后中国教会面对的挑战和新形势下的福传走向。北京教区全体司铎每月聚会一次，由李山主教亲自主持。

上世纪后期的梵二会议（1962-1965）再次给逐渐衰弱的传教行动注入了丰富的生命力，普世基督信徒的传教意识再次被唤醒。一时间，在基督徒世界再次兴起了一股强烈的传教热。

此次会议可谓承前启后。此次会议主要围绕利玛窦在华传教的历史进行研讨。首先，利玛窦是和谐政教关系的缔造者。

其中包括2000的千禧年、2012-2013的信德年、2015-2016的慈悲禧年，以及最近就一些教会生活中的重要议题所召开的主教会议。

前者是在宗徒时代，“由宗徒之长圣伯多禄坐镇”制定的，“而后者也有很大的权威性，它是最初两届大公会议（325）及（381）的成果。它至今仍为东西方各大教会所共用。”

梵蒂冈电台对访谈内容作了简要概述：本笃十六世回忆道，他与卡洛·沃依蒂瓦首次真正的相遇是在1978年选举教宗会议期间，但他表示，早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时期他们已彼此寻找，二人都参加了起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