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鲁在中国只逗留了四个月，但他的著作《游记（Itinerarium）》中对中国之行和蒙古族及其他民族的民俗、文化等诸多方面成就的记述令后人惊奇不已。

——上智大学副校长山冈三治神父2005年3月22日，笔者在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学系举办的有关世界华人基督徒的学术研讨会上巧遇山冈三治神父（SanjiYamaoka,SJ）。

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城市、海洋之间，教会与社会之间，城市建设与传统文化之间，所保持的种种和谐，这起源于它的文化，因为山东本是孔孟之乡，在孔孟思想的影响下，忠实、厚道、义气形成了山东人的共性；而青岛又是凭着优越的地理条件较先接受了西方基督文化的沿海城市

内在的力量本笃十六世通过他的通谕《天主是爱》（Deuscaritasest）让我们注意到这能创造文化的基督信德的力量，这源于天主的爱的力量和这追求正义的力量。

我们感恩天主赋予我们信德，这信德，是基督信仰的一个真切表述，也是我们从事文字福传的目标所在；我们感恩神长教友的通力合作，让信德得以发展，并先后催生了新的机构（信德文化研究所、信德文化学会、定汉基金、进德公益等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就觉得中国的文化很好，人也好，没有任何敌人。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中国人，我对中国的文化有着很深的感情。

墓地文化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谈到这个问题首先让我想起“鬼”与“灵魂”之说。

一种出自个人信仰的勇气，而不是简单地来自那种社会或家庭传统的勇气；就是为了福音的传播，为了关注穷人，流离失所的人以及严重遭受到人类悲剧之苦的人而努力实践对话，并与其他的基督徒并肩合作的勇气；为帮助不同宗教和文化的人能够坦诚相对而建立新桥梁

（在教会最初几个世纪中）这位传教士做到了基督信仰“本地化”，就像古代的教父们在与希腊文化对话中所做的那样。

在这多元文化、多元信仰的社会环境中，不同群体之间难免会产生摩擦，但信德教导人们尊重他人、接纳差异，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去寻找共识，从而避免矛盾的激化，维护社群的和平共处，使整个社会生态呈现出和谐有序的良好状态